第一节 竞逐“中国”正统

辽宋夏金诸政权并峙，中华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

一、共尊“中国”认同

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一、金印三”后，自认为“天子符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绍继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附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附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俨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黄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

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辨”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1225)把澎湖纳人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

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黄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卒”(“青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

金人甫一建国，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据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黄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谓“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会宁府，毅然将都城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20多年后，“女直人寖忘旧风”，中都呈现一派“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

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都一再强调“义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境分二国……而义若一家”;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义至厚，有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异日势衰力微，宜附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

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属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983—1012)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属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六年(981)，阿斯兰汗又以“西州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甥舅”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

西域的于闻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阅执政的李圣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闻国王”。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柳；玉枕一”。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阅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七年(989)，于闻国三次来贡。辽朝北面属国官下设有于阅国王府。

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喇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喇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都表明喀喇汗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辽亡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鹊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史载，西辽“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鹊王国，东、西喀喇汗王朝和花刺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亦作粘拔恩)、葛逻禄、康里等诸部族，统一西域。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Kurai)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

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谷番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威平四年(1001)，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青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喻厮啰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确厮啰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二、共筑“中国”版图

辽宋夏金时期，诸政权间的“战”与“和”都是在认同“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甥舅”之和。这一时期的战与和，有效地强化了中原、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各区域的联结，共筑大“中国”版图。

辽宋的战与和，主要发生在北宋灭北汉至澶渊之盟的20余年间。其实质是在天下体系内，以自身为中心力图完成统一的表现，尽管双方最终均未能如愿。1005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自此开启近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将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西夏同宋、辽的战与和同样指向“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西夏虽曾大败宋军，但并未能与宋分庭抗礼。1044年，西夏与宋达成和议。西夏数次对辽发动战争，虽胜多败少，但整体实力仍弱于辽，为谋求联辽抗宋，依然选择臣服于辽。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是在“中国”认同框架内的统一之争，结果是西夏与宋、西夏与辽之间皆形成了君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党项人与北方、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逐步内聚一体。

金宋之间在维护自身正统方面的斗争尤为激烈。金灭北宋后，想实现一统，但多次南下均以失败告终。南宋先后发起绍兴、隆兴和开禧三次北伐，力图恢复疆土，也都没有成功。宋金绍兴、隆兴和嘉定三次和议，分别约定双方为君臣之国、叔侄之国和伯侄之国。在这一时期，金以军事优势宣示“正统”，宋则以经济文化优势彰显“正统”。同时，金宋的战与和将南方、东北及中原等区域联系在一起。

辽宋夏金时期，喀喇汗、于闻、高昌回鹘、西夏、辽、西辽、吐蕃等政权在西域也展开了长期争夺。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将高昌回鹘纳入藩属；统和七年(989)，辽将于闻纳入藩属。10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对于阅王国发动战争，双方对峙持续数十年，最终喀喇汗王朝在11世纪初灭掉于阅。占领于阅后，喀喇汗王朝开始进攻高昌回鹘，但没有成功。当时，喀喇汗王朝并非西域诸政权中势力最大的，吐蕃、西夏同期也扩张到西域，在敦煌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

辽宋夏金时期相互角力的诸政权，并非相背而行，而是逐渐内聚，它们都共居“天下”，都自称“中国”，都谋求一统；彼此之间的战与和，本质上都是一种内聚运动，将“边缘”与“中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

就“战”而言，辽宋夏金政权并立，彼此间时有攻伐，各族人民渴盼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安定。这些并立政权所代表的区域共同体都是由多族群构成的，彼此攻伐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族群间的压迫战争，其更多属于并立政权间的对抗，并且在对抗中体现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为多方所共享。相传为南宋岳飞所写的《满江红》，充盈着至死不灭“还我河山”的热望；金朝皇帝完颜亮的《题临安山水》，表达了“万里车书一混同”的理想。与岳飞同时期的金朝完颜宗弼(金兀术)之堂兄完颜宗翰，时任金军最高统帅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一直乘持“中外一统”的理念。从黑龙江到北京，金代女真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表明，金早已完全习惯用汉文、行汉制、尊孔子。对立政权的统治者有相同的统一情结，战争双方追求的不是“中国”之裂，而是接续大一统实践的“中国”之合。

以岳飞抗金为例，这是南宋对抗外部政权压迫的战争，而非不同族属之间的战争。岳飞抗金保卫了南宋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属于正义性质的战争。岳飞不仅在南宋受到崇奉，金章宗也称“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

元朝官修《宋史》更是高度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元代哈萨克哈喇鲁部诗人遒贤的诗歌《岳坟行》》，开门见山地称岳飞为“真丈夫”，表达了诗人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曾重修杭州岳庙和岳飞墓，乾隆帝不仅亲临岳庙致祭，题写庙额“伟烈纯忠”，还亲自作了9篇褒扬岳飞的诗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岳飞精忠报国的“国”只是当时多个并立政权之一的“宋”，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能夸大他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远超金朝，岳飞抗金客观上抵御了外部政权的侵略，保护了南宋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儒家史观看，岳飞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精神，早已超越血统与族属，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在近代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岳飞作为中华民族英雄，发挥了凝聚中华儿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就“和”而言，各政权积极协调内部族群关系，稳步推动所辖疆域建设，为重建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如辽朝开拓广阔疆域，境内族群交融非常有效，“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如宋朝在西北辟地河湟，增设熙河路，造就“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的和平局面；在西南广筑堡寨、扶立首领、推行互市，有效维持统治。如西夏通过战争、招诱和怀柔等手段，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明向边疆扩散。如金朝在东部、北部拓展深耕，形成了“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的族群高度融合局面。

这一时期的西域虽然交织着多个政权的战与和问题，但其长期以来的“中华化”趋势并未减退，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坚实的一部分。喀喇汗王朝一直同宋朝和辽朝保持着密切往来，臣属于中原王朝，接受册封，定期朝贡。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喀喇汗王朝就向辽派遣使团，还曾向辽皇室求婚，受到邻国进攻时也向辽求援。历任喀喇汗君主都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中祥符二年(1009)，喀喇汗王朝灭掉于图后不久便向宋朝派遣使团，之后又多次派使团入宋朝贡或贸易。嘉祐八年(1063)，宋朝册封喀喇汗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砺鳞黑韩王。元丰四年(1081)，喀喇汗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表达了对宋朝的“倾心相向”。宋朝的军力无法延伸到西域，不能对喀喇汗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压力，喀喇汗王朝之所以主动与宋朝保持密切来往，除了经济利益、共同对付西夏的军事需要，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中原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崇尚与认同，也就是宋哲宗在答谢喀喇汗王朝造使贺登基诏书中所说的“慕义中华”。

后来，喀喇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12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成为西辽的附庸。西辽的建立，结束了西域内部纷争的局面，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被耶律大石带到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对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在西域再一次大规模传播。

三、共承“中国”之制

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制”，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

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肱股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京学于五京，在地方设府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重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宋三百二十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

西夏建国前就已渐行中原官制，后“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蕃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唱名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盛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的“同居相为隐”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议”“例减”等制。

女真早先实行勃极烈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籍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初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式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猛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共计十九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宏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皇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疏议》《宋刑统》制定《泰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闻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

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即“天下之中”)，共承“中国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