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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
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明确表示要同等对待各族，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地继承，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如韦凑以“何隔华戎，务均安靖”观念反对穷兵黩武，倡导“兼爱夷夏”;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积极协调沟通，努力化干戈为玉帛。有唐一代，“虽云异域，何殊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
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至五代时期，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汉人士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
隋末至五代，不同族群内聚中原，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早在隋朝，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据统计，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武周时期，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帐，十余万人散置于凉、甘、肃、瓜、沙等州(今甘肃一带)。开元年间，铁勒部众南迁万余帐。唐时在河西一带，黠戛斯、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此外，党项、吐蕃、靺羁、奚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
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胤”，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
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东西突厥、吐蕃、党项、靺羁、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6。
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图7-9、图7-10)，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记“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除长安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7世纪前半叶，昭武九姓(康、安、石、曹、史、罗、何、米、贺)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据敦煌文书推算，8世纪中期，该乡约有284户，人数达1400余人，他们长居于此，以大唐为家。以长安县人史婆随为例，据敦煌文书P.3813号《康莫鼻告言史婆随违法式事判文》记载，他是一位昭武九姓胡商人，定居长安，获得骁骑尉之勋官，拥有大唐子民的待遇。部分边疆诸族的商人进一步南下，贸易于东南地区，如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广州等城市，不少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家。
除原居边疆的族群迁入中原外，也有不少中原民众移往边疆。隋末大乱时，大量中原民众流入东突厥汗国，给当地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即使在社会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民众南迁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了生存发展，“十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兴修水利，发展贸易。正如费孝通所言，“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
无论统治集团的身份构成，还是周边族群人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隋唐时期，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风俗习惯相互涵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隋唐时期，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凸显出胡汉互鉴、胡风浸染的文化特征。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并融合各种宗教成分，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舞蹈、音乐、服饰、绘画的互鉴，体现出各族文化深度的交融(图7-11)。同时，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与辐射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唐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多达70余个。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诸国，有地处今日中国边疆的各类区域政权，也有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通常将自己的宗室或豪酋子弟以“质子”等形式派往唐朝学习，进入太学和地方学校，如南诏派遣大臣子弟前往成都就学。学成归国的质子们将大唐制度文化带回本国，成为文化交流使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国文化水平，促进了本国制度改革。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朝末年，新罗一直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学成归国后的质子和留学生有些直接进入朝堂，为本国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派遣金春秋及其子入唐。二人回国后，请求本国制度、服饰学习唐制。唐高宗永徽五年(654)，金春秋登上新罗王位，随后便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罗自身的中央集权体制。
隋唐五代，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壁画、音乐曲、舞蹈等艺术异彩纷呈。于中原而言，“胡”并非专指某一边疆族群而是一种文化风尚的象征。此一时期，文化艺术上“胡风”甚浓。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影响甚大，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均借鉴其成分。唐代在隋乐基础上，形成唐“十部乐”，即《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天竺伎》《高丽(高句丽)伎》。唐代《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与胡乐相结合的产物，其曲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中的元素。在胡舞中，胡旋舞最为著名。胡旋舞源于中亚康国，魏晋以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绘画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出自汉化的鲜卑一族，《文成公主降番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相传出于二人之手。另外，隋唐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合了西域风格，榆林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中隋唐时期的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
服饰方面，隋唐上承魏晋风貌，下启多族群交融风气。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胡装盛行，如器耀、帷帽、翻领窄袖袍等，出现在隋唐绘画及诸多壁画中。同时，中原服饰文化也影响着其他族群。高句丽、渤海、契丹、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闻、吐谷浑、党项、吐蕃、南诏等的服饰，皆有仿效中原的风格。比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毗伽可汗的服饰就是头戴胡帽，身着赭黄袍，赭黄袍显然是汉人服饰。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其服饰显示出中原服饰与胡服的交融(图7-12)。相较汉人衣装、回鹘衣冠拥有纹饰绮丽、冠服华美的特点，特别是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一直延续至五代，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就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
唐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唐朝恢宏的气度与丰富的族群文化扩展了唐诗的题材、境界、气象与意蕴。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写出了边塞地区的独特风俗；刘禹锡的《竹枝词》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细腻刻画了巴人的生活风情与其地自然风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相传出生于唐朝安西重镇碎叶城的李白热情讴歌长安浸染胡风的酒肆生活：“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将引人神往的胡姬风情藏于句中。可以说，盛唐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和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
隋唐五代继承北朝以来以儒为本，道、释为辅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气魄。隋唐时期，长安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绽放出佛教中国化的花朵。此期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各宗派。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此外，袄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逐渐兴盛，并都尝试与中土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景教融合了佛道经典道义，接受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7-13)碑文中，对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领德。
唐朝“和同为一家”和“大一统”的理念，使汉人与周边诸族携手开拓疆域。7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贞观八年(634)，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唐蕃正式交往。在此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争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和亲会盟、舅甥友好是历史主流。
作为第一位把中原文化传递到青藏高原的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受到当地民众的崇敬和爱戴。直到清代，藏文史料在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还描述她带去了“书典三百又六卷”“术数书三百卷”“觉阿佛像”“工艺六十法”“四百又四医方”“诸种造食器皿”以及“锦绫与诸色衣料二万疋”等。相传由她带到拉萨的“觉阿佛像”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以身示范，改变风俗——停止赭面，换下皮毛质的衣服，穿上丝绸制品，还主动向唐朝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儒家经典，请求朝廷赠予蚕种，希望中原养蚕、酿酒以及制造碾、石磨、纸墨的工匠来吐蕃传授技艺。
开元之后，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曾以“外甥”自称。如尺带珠丹赞普曾上书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长庆元年(821)，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朝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今西藏拉萨)重盟，后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竖立于大昭寺门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甥舅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是汉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唐朝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阅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隋唐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648年，唐朝平定龟兹，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主管约今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等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辖约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一北一南，分管天山南北地区，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
当时，这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是整个西域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安西大都护府主要是守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在龟兹、于图、疏勒和焉者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则沿丝绸之路北道驻兵屯田，维护边疆。这两个都护府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关。唐朝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烽戍等一套等级分明的军事管理系统。
以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图7-15)为例，这是一座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烽燧，属于唐朝焉耆镇管辖。它经由2019年至2021年的主动性考古挖掘引起世人的关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学者推测其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六年(790)吐蕃攻占北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下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烽帅”如何率领“烽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照顾战马、修聋防御设施、管理军粮；士兵们遇到过怎样的威胁、刺探，并通过军功获得荣勋。戍边老兵的书信保留至今(信中有言：“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无论是来自西北和西部沙州、河州的边疆族群，还是来自雍州、岐州、豳州乃至中原腹心之地，将士们都以唐人自居。
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出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
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在西域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赋税政策方面，实行了“租庸调制”;在商贸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管理“互市”来实行的，唐朝专门设立管理互市的“互市监”，诸互市监总隶少府寺，组织机构完备。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和民间贸易日益频繁。
高昌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自汉代开始就是战略要地。唐朝时期的高昌，共分为三个阶段：魏氏高昌王国时期(618—640)、西州(640年唐朝所设立，管辖区相当于今日新疆吐鲁番和托克逊、部善等地)时期、高昌回鸽王国(840年以后，回鹘西迁，在西州建立)时期。无论哪个时期，中原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高昌地区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多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在宗教和文化上，9世纪下半叶的高昌回鹊王国时期，上层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兼信摩尼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艺术。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已刊布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大乘经典有《金光明经》《观身心经》《妙法莲华经》等。回鹘人已经进入儒释道文化圈。
唐朝时期，汉文在西域已成为一种盛行的语言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官府文牒、户籍文书、契约文书、启蒙读物等，许多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唐诗人岑参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论语》已成为西域地区官、私垫学生的必修课。考古资料里保存着生动案例：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残卷显示，景龙四年(710)西州12岁学童卜天寿，不仅抄写了《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下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威(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图7-16)
据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有儒家经典流通，而且十分流行。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诗经》《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写本残卷，即为明证。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西域设立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并使用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教育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伊州、西州、庭州等地的学子还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融合汉、胡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图，说明新疆地区的各族群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
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置松漠都督府。武周时期，契丹因不满营州都督赵文翔的压迫而掀起“营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楷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乐，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墓葬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粟末靺羁首领大祚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震国。713年，大祚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靺羁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丽王朝(又称王氏高丽)，虽然也简称“高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
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失三复。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占领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860)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赞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映，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P.T.1083号上“大节度衙敕令之印”，印文由带翅蹲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式大屋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823年唐蕃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蕃彝泰七年”的说法。同时，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蕃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
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二十六年(738)，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合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进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覆众，国耗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阁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德化碑还记叙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图7-17)。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九年(793)，南诏王异牟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贰”的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