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

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

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八百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契丹、靺羯、室韦、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营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胤”，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承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

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图，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三百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第一节  共构政治格局

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

一、共融的政治秩序

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据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启民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民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

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焉支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

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唐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二十一年(647)，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

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獠，曰色，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之齐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

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洗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洗夫人作为俚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洗，积极助其平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她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俚、僚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她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析置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

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靺羁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娑陵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逻至末代王舜化贞，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对皮逻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正朔的藩属国。此后一百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图7-1)。

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图7-2)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七年(633)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颉利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智戴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

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二年(713)，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图7-3)。宝应元年(762)，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图7-4)等均有体现。渤海“遵礼义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宴宁，远慕华风，聿修诚节。梯航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渤海设立中枢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京，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京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

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人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舅甥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

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二、兼容的社会治理

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图7-5)有七个女儿，有三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晒，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元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严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辑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

南北胡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图7-6)。

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麟趾格》，西魏有《大统式》，“格”“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格、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始律》和东魏《麟趾格》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承《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罚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答、杖、徒、流、死的古代法制“五刑”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联结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

三、开放的选官体系

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起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649)，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宾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宾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及第。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使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晁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校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随侍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晁卿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节、宇文融、窦怀贞、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

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

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蕃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蕃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越何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廷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

除蕃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蕃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士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作出巨大贡献。

四、柔性的区域治理

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陆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

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俚人”或“俚僚”是今天壮侗语族的壮族、侗族、黎族、仡佬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邕、容、桂、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溪洞酋长首领，务加优恤，喻以恩信”。

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稍臣卉服，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

天祐四年(907)，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它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

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琛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