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图6-3)，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

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服兵役的编户小农。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土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魔设置侨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就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如同十六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息众课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计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计口授田”的整个过程，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课农桑。尽管“计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

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诸州、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

二、平原与山地联结

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旃、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犀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

“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夷市，周边的五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梁陈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应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应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道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

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464)有了很大发展，“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三、跨族群经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

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龟兹、于闻、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部善、车师等西域诸国年年朝贡。据《晋书》记载，西域长史府下辖的军队除了管理屯田，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丝路畅通。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并与西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戊已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鞠氏高昌。

十六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栗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

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进入夷洲(今台湾)，得夷洲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夷洲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

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

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使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