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与边疆互动

秦汉时期，得益于政治大一统带来的便利，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中原与边疆的文化艺术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不断向边疆族群传播；同时，边疆乃至更远的异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各区域文化都跨出了自己的地理局限，彼此借鉴互融，共同塑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由中原向边疆传播，对边疆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墓壁画中绘有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的故事图，其中“金日碑拜母像”壁画描述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碑向母像跪拜的场面，很有典型意义，壁画上的金日碑还穿着汉服。匈奴习俗本是贵壮贱老，金日碑是匈奴人，却受到汉人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子孙也均以忠孝显名。

在西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图5-6)采用白、背、绿、赤、黄五色经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上有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距今两千多年。“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专家考证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边疆和汉王朝之间往来密切。该遗址还发现了八枚精绝、且末等地贵族用汉隶书写的互致问候的书简，其中一枚正面写“奉谨以琅玕一致问”，背面写“春君幸毋相忘”，反映当时汉字是西域与中原人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蒙古高原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中出土了“天子单于”汉字瓦当，这充分说明了汉代时匈奴使用“天子”等中华文化的观念建构其政治核心概念。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出土的连弧柿蒂纹“长宜子孙”铜镜、“家常富贵”铜镜、星云纹铜镜，以及尼雅遗址出土的“君宜高官”铜镜、龙虎纹铜镜等，其样式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样式一致。如在西南夷地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铜钟，是在中原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在青海羌人区上孙家寨发掘的西汉至东汉中期墓葬群，保留了羌人特有的埋葬习俗，但墓葬形制和陪葬陶器种类基本与中原地区一致。匈奴分裂后，南匈奴一改前期单人葬式，墓葬加入了许多汉人丧葬文化因素，出现家族式多人合葬墓，随葬器物中有大量的汉式陶器。

中原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君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与丈夫龟兹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鼓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龟兹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竽、瑟、卧箜篌等乐器。在西南地区，迁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肆悬”。

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氏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

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就篇》注：“空侯，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源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秦汉时期，于图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勒》启发，李延年造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狄辊”，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龟兹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祗婆推动了龟兹调式在中原的发展，龟兹“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龟兹乐中的“般涉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僚休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以“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

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越式鼎三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噬羊”牌饰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