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形成统一经济体系

伴随着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

一、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

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模，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至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一法度衡石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秤)与方升(图5-3)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

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

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为汉代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名商巨贾屡见于史。燕地的栗子、晋地的枣子、蜀地的橘子、淮河与黄河之间出产的梓树、陈地的漆、齐鲁的桑树和大麻、渭河流域的竹子等，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流通。

二、车同轨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决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食货统一流转。

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

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六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

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秦岭南北，汉武帝修褒斜道五百余里，王莽通子午道，明帝通褒余道，顺帝罢子午道、通褒斜道。在西南，通西南夷道千余里。在南疆，光武帝时，桂阳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汉章帝为方便转运物资，又开零陵、桂阳峤道。在南楚地区，通过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能判别出的道路多达二十余条。长期的道路建设，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

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部善，傍依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氏、安息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傍依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宛、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布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司禾府印”(图5-4)，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

秦汉水路交通建设成效明显。秦始皇派监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开凿灵渠，通湘水、漓水，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在一起。汉武帝发卒数万，在渭河流域开凿了三百余里的漕渠。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东汉明帝时，黄河水患，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汴渠被冲毁，王景率数十万士卒，历时一年，恢复汴渠水运。汉安帝时，武都太守虞诩开通沮县至下辩县的航道，每年节省了大量运费。

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联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三、关市不乏

秦朝重农抑商，设关置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展开，民间“私市”也十分繁荣。

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关市，也称“胡市”。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缯帛和铁质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即便在交战期间，双方依然没有停止关市贸易。

考古发掘发现，西汉中期的漠北伊沃尔加城址和灰坑中出土的铁质农具与中原同类器物形制非常相似。这些铁农具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带去的，或者以中原农具为原型在当地制造的。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关市成为常态。北匈奴也曾多次要求与汉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合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驱万余头牛马来与汉贾客交易。长城和驰道不再是战争前线，而逐渐成为经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纽带。

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蓝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琴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

关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今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图5-5)出土了大量反映西汉时期邮驿机构日常工作的简牍文书。从中可见，往来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无数商队、使者，乃至解忧公主、西域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曾经由悬泉置这样的邮驿机构招待。这一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地方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

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秦统一前，岭南铁器数量极其有限。秦统一后，大批中原人南下，推动了铁器在岭南普及。秦末汉初，南越国主动保持与中原的交往，连度量衡都与汉朝一样，百越之地逐步融入中原经济文化圈。

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关市性质的贸易。在东北地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辽东及朝鲜半岛。东汉时，北匈奴西迁，鲜卑壮大，汉与鲜卑之间“通胡市”。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邛都等地都曾设边关互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关市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互市贸易。

“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关市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市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了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