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华夏共同体的发展

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稷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辨”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一、周初分封

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源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何尊内铭文，图4-3)，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丰镐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

为了在广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分赴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行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卫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卫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克(图4-4)、克蚕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驭、影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举族、戈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

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赢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遗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彝铭文记

载，出身殷商遗民的作册大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保的家臣。

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被迁徙的殷商遗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

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奄，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供殷人活动的毫社，充分尊重了殷遗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公(南宫适)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

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

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二十多个。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姑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

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辨”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佣国与霸国是隗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它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怀姓九宗”中的两个。但佣、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横水佣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

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噩(鄂)国的姑姓女子，而噩(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隗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

二、周礼秩序

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

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地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姓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

周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尊宗法，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须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辨”的出现。

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华”和“夏”皆有大、美之义)。“诸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姑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杞、鄭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郯、任、宿、须句、颛臾、邾、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

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畿之内就存在着一位“矢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图4-5)。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礼乐文化影响。

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

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称“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

三、“周道”路网

周朝建立后，面临与商朝同样的青铜矿料资源需求。因此，西周初年就在江淮之间分封了强大的曾国以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曾国位于今湖北随州，是沟通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曾国青铜器与大冶铜绿山铜料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周、宗周王畿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畿。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图4-6)。

这一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逐渐南迁，来到了江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锡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墙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惟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

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

“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岐周旧都与丰镐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野庐氏”)。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

“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

“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宗法关系的亲疏，规定了天下邦国须各自给周王室纳贡。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须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地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成周洛邑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金道锡行”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

“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通行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骨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图4-7)，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除了在宗周、成周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

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