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

一、连续演化

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赓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

中华先民的体质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9000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图3-13)，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

此外，诸如榫卯、霖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二、创新发展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

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万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万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八九千年，中华先民发明了稞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五六千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图3-14)。

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制器”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它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

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包容开放

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

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万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

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两万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惠及欧亚大陆西侧。

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地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

四、从分到合

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

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联结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峁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

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

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

小结

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