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华夏初立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41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

一、邦国林立

距今5800—53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图3-10)，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微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

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图3-11)，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紧紧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

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

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图3-12)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由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鼍鼓、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宫城、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

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峁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盔鬲、折肩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制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猪下颌骨、彩绘等习俗互见。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峁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峁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

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峁、陶寺等遗址中，南佐遗址的白陶原料瓷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见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见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

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转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

二、王国初统

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黄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黄帝。黄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

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黄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起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挠作天干地支、隶首作算数等。黄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作《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黄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黄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喾、尧、舜、禹、启，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因此，黄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

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下七垣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下冯文化、黄河下游岳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见彼此要素。

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