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民族起源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

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

早在约20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图3-1).诸如矢状嵴、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白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

以元谋人为代表的原始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直立人类型的代表。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等猿人，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往前推了100多万年。其铲形门齿是东亚蒙古人种较为突出的体质特征。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今宣城市宣州区)陈山、湖北郧县(今十堰市郧阳区)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郁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图3-2)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手斧。内蒙古金斯太、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骨鱼镖、骨针、骨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遗址年代距今约13万年。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所见东亚地区最典型而精美的阿舍利技术遗存。

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距今约1.2万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万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胡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图3-3)。距今约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

距今1万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型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

距今8000多年，“南稻北粟”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联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李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契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图3-4)。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

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以圜底钵、浅腹盘、罐形釜、盆形釜、双耳罐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炭化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骨镞、骨镖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图3-5)，以筒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

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李岗文化广泛传播，粟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相互影响。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石美玉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圪堪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姜寨(图3-6)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觚形杯、三足带把罐、獐牙勾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楫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骨、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排房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

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图3-7)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岱、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湘，北逾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图3-8)，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岱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

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邻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时见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型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

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

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夏达错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图3-9)、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养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

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五六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

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县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稻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粟。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

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