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歧途。如果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国，则“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5年，梁启超再次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杨度提出“中华民族”是“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五族可合五为一，不可分一为五”;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实现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从传统王朝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主动强化大一统认同，开始提倡满汉平权，但在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之下，仍是无力保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完整。辛亥革命仅是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的第一步。尽管“五族共和”成为主流政治共识，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对外未能抗衡西方强权，对内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提倡“国族”建设和现代中国建构，但无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没能解决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尽管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数百个政党、百余个军阀。从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出现了7个民国总统、26个总理，47次政府内阁变动。从1913年到1923年整整10年，才勉强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所谓“宪政民主”，到头来遭罪的还是各族人民，耽误的还是救亡大业。
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乐奏有于闻”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地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最终完成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建党先驱李大钊强调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珍域不分、血统全泯”，“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他还专门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地接触、关注和思考民族工作以及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深化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体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危机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同兴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
经过长征洗礼，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强调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和谐性与整体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从照搬照抄教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特定观点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者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
与主张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第一位，把反民族压迫作为重点，改变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平等地位，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群众根基。正因如此，各族人民追随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勇抗争。少数民族英烈同汉族英烈一起，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矗立起座座丰碑。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最严峻的形势下，从最早举起抗战旗帜的东北义勇军，到把抗战烽火燃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驰骋华北平原的回民支队，到血染贺兰山的回民骑兵团；从五指山抗敌的海南黎苗义军，到誓与祖国共存亡的高山族同胞，中华儿女生死相依、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更加全面觉醒。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实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5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
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
为此，我们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戎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铸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向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利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族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
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嵌共融、生态上和諧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