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

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节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

一、地理与文明

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的出现，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

同时，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异、耐受冲击。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经济区域再互相依赖也无法组合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反而会因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世界范围内游牧人群、农耕人群、海洋人群的争斗多源于此。因此，经济共同体的繁荣需要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的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自然人文样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海岸线，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元素。

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畿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农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千邦万国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曾存在同样拥有陆海相兼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

中华地理能够产生多元人文，中华制度能够保证多元人文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内交往交流交融。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

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南稻北粟”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文化大交融。黄河上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东达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达江湘，北逾阴山燕山，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长江中下游象征权力的玉石钺传播到今日中国大部分地区，水稻农业、生产工具、陶器等则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及甘肃中部，还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重大交流。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与今天中国疆域大体相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该体系的形成不是哪个区域文化的对外扩张，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东方的食器豆、圈足盘和炊器鬻、酒器岙，源自华北的炊器鬲、酒器犟，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遍见于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

夏商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紧密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聚成大型地方政权。

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观念上，周朝创造了天命观，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代，如夷夏之分。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诸如夏代核心人群之一的姜姓之族便是来自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

“五方之民”的天下观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它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但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华夏与四夷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相互塑造的关系。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一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