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目的：历史学是什么？学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二、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公共阐释的内涵和特征。历史与文明的关系。
一、包伟民：历史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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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想要说明的是：大学的历史教学将会与中学有很大的差别，分析能力——或者说历史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目的。
大学历史专业学些什么
（前略）简单归纳，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相比于具体的历史知识，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注重于教授学生了解那些历史知识是如何复原出来的。所谓分析与批判能力的训练，尤其蕴含在关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上面。例如，前些天在山东电视台《我是先生》节目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与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曾就“司马光砸缸”的历史典故，有一番争论。马未都认为从文物实证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北宋时期还不具备制作足以淹死人的大瓷缸的能力，至今人们没有见到有宋代大瓷缸实物。赵冬梅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来做出回应。据《宋史·司马光传》所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既然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载所，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司马光所砸的是“瓮”不是“缸”。缸是敞口，瓮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若身高不够，的确很难施救。这就说明了司马光不捞人直接砸瓮的合理性。这个电视节目播出后，又有网友补充了不少来自考古以及图像资料的论据，说明北宋时期其实也已经有了大瓷缸，更不要说大陶瓮了。
后来，还有学者从论证理路的角度来分析马未都判断失误的原因。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将“瓮”误写成了“缸”，颇有点像被后世不断演绎而“层累造成”的古史。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这无疑是近代以来“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延续。可是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以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为代表，古史新证方法被重建，学术界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也就是，不能以后世不断演绎、层累起来文献——不管它们的数量有多大，来否定得到早期文献与考古资料双重印证的历史事实。即所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这个例证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思路：一方面，重新验证关于这个历史故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与结论相关的论据。它既出自正史，所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接着又有网友举出了当时有大陶瓮与大瓷缸实物的傍证，可见论据可靠，结论也可以成立。另一方面，则从论证逻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质疑史书所载故事的真实性，从“缸”到“瓮”，逻辑上缺了一环，所以其论证无法成立。可见，在这个案例中，司马光砸缸历史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并不是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它的真或者不真的论证过程如何展开，其论据是否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这才是关键。如果回应第一部分所讲的关于学科属性问题，也可见在研究方法层面，历史学研究是力求客观、科学的。
如果将这一关于方法论层面的学术训练再拓展一些，还可以引出大学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非但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还强调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础之上，训练学生养成一种质疑既定知识的思维习惯。这里涉及到前面所说关于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以灌输既定的历史知识为主旨，一来，由于当前中学历史课本存在着较多不足，未能反映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知识比较陈旧，二来，灌输既定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利于使学生养成质疑旧说、探索新知的创造性思维习惯。所以在训练学生掌握如何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学术思路的同时，质疑成说思维习惯的形成，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因为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既定的知识——也就是前人讨论历史事件的结论，无一不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得出来的，可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史学研究强调综合分析，只要我们将观察视角稍作调整，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大不一样。
其次，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重在让学生养成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科学各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有所长，从业人员浸淫日久，往往会形成一种其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简单讲，对待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人往往会用自己习惯的思路去观察，去讨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一切行为、一种求实的以寻求利益为目的的思维方法。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则看重个体，认为实际上只有个体在选择，在决策，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见有立场有追求有思维有盲区的个人。也有学者称经济学理论就是边际分析，所以“边际主义”可以指代所谓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以为就在于“综合分析”这四个字。人类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如果说自然界最复杂的事物是宇宙，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最为复杂的事物就是社会本身了。现代社会科学仿效科学，无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是将人类社会解剖开来，从各不同侧面来深入探讨，唯独历史学，在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从各不同侧重做观察的同时，更强调从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大背景来做整体观察。所以，现在我们常见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家分析某些社会热点现象，有时竟会得出在旁人看来相当奇葩的结论，不免受到非议，被称为“砖家”。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只从其本学科特定的视角出发来观察问题，未能综合考虑到社会运作其他的相关要素。历史学反对这样片面的观察方法，尤其强调综合分析，强调社会各不同要素相互间的联系。
例如我曾见到有一位前几年在电视上说史相当走红的中学教师，他分析公元1004年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的原因，说是因为宋军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使得辽军士气大损，不得不与宋军议和。所以床子弩这种神奇的武器改变了历史。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殊不知两国交战，牵制战局的因素千头万绪，史学家分析宋辽澶渊之盟，必须将所有可能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考虑的范围，例如宋辽双方的国力、军力、地势、后勤、士气、民心、装备、战局发展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等等，总之从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层面，展开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大致接近史实的结论。将澶渊之盟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完全归绪于宋军使用了床子弩这种武器，无疑是将历史过于简单化、演义化了。这就与长期以来关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的笑话故事如出一辙了。
史学综合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长时段观察。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可能存在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从更长的时段出发来观察，这更是历史学思维方式的特长。例如曾有学者讨论目前已经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指出：农工相兼，农户生产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品，也就是小商品生产的普遍性，是近千年来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为了推销各种小商品、并购入本地缺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构建起一张营销网络，在浙中丘陵地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商品经济发展，在传统的“鸡毛换糖”营销网络基础之上因缘际会地发展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世界经济奇迹，也就并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所以，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在海量的要素中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无论是分析历史，还是处理现实事务，都将会是使人受益无穷的。
第三，坚持并张扬人文精神。
这一点比较直白，无需过多解释。跳出功利主义的“学以致用”旧传统的桎梏，以求真求实、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这是历史教学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如果说前面所论历史学的四个发展阶段，或曰四个特征的逐步展开，无论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经验的资治史学，还是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宗旨的科学史观，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味道，以求真、理解为宗旨的现代史学则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种实用主义，因而也将历史学的人文意义表露无遗。
人们常常误解历史学家，以为他们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绝不是这种被歪曲的形象。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因此，这一学科必然具有一种超越狭义的专业训练的意义。
二、历史阐释、历史性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著名口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实证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的标识性宣言,代表的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观。贝克尔错误地处理事件与事实、记忆与事实的关系,通过分割客观历史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抛弃客观性,认定历史是想象的历史,形成绝对的相对主义理论恶果。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历史大势由三个方向构成: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类及民族社会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历史的伸张是事实的伸张、规律的伸张。历史的强制阐释背离历史事实,颠覆事实基准,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阐释。汤因比的历史文明体系模式、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粗暴地对历史本体的研究、以文学话语强制历史真实,是强制阐释历史的主要表现。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限度规约。必须清醒辨析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
公共阐释论纲[J] 张江.学术研究 . 2017 (06)
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公共理性的目标是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公共理性的运行范式由人类基本认知规范给定,公共理性的同一理解符合随机过程的大数定律。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公共阐释具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第二,公共阐释是澄明性阐释;第三,公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第四,公共阐释是建构性阐释;第五,公共阐释是超越性阐释;第六,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阐释的公共性本身隐含了公共场域中各类阐释的多元共存,但是,个体阐释绝非私人的,个体阐释的理解与接受为公共理性所约束。这是因为:人类的共在决定个体阐释的公共基础,集体经验构造个体阐释的原初形态,语言的公共性确立个体阐释的开放意义,阐释生成的确定语境要求个体阐释是可共享的阐释。
强制阐释论[J] 张江.文学评论 . 2014 (06)
摘要：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其理论缺陷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发育的原则,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理论内部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建构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
赵汀阳.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J].中国社会科学,2023(07):4-29+204.
摘要：创世史观的历史哲学，基于历史性的三维概念：(1)创世性的存在论事件。以存在论为方法来解释人类文明的结构和秩序如何被创造出来，即解释结构—秩序的起源。这是历史性的本源维度。(2)递归的问题。以“溯因逻辑”去发现和分析哪些问题在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递归出现的问题必是文明的根本问题，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动创世事件的根源。这是历史性的溯源维度。(3)历史的意义涌现。历史的意义在于未来性，是后效意义而基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理解历史的意义涌现需要以“因果涌现”的方法去分析历史何以形成通向未来的传递性。这是历史性的传递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