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乡约制度

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可能是陕西蓝田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这个乡约的四大宗旨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人民公约，而不是官府命令。“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

（2）成文法则。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向来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见之于契约。而制度必需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

（3）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县为单位，从小处着手，易收功效。

（4）自愿加入。“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

（5）民主选举。“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

（6）以聚会的形式，使乡人相亲，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

（7）赏罚公开，“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用记录在案督促众人，用开除惩罚不可救药的。

（8）议事民主，“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萧公权推崇“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但同时也指出，“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所灭，昙花一现的乡约也被人遗忘了。到了南宋时，朱熹（1130—1200年）重新发现了这个乡约，考证出其作者是吕大钧，据此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由于朱熹在学术上的名气，加上他对乡约热心地编辑和改写，使吕氏乡约在出世后的一百年，重又声名远播。

二、明清乡约制度的发展

到了明代，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明太祖洪武21年（1388年），解缙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正风俗。朱元璋时期，颁布了圣谕六条。“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礼及《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除了朝廷提倡，地方官推行乡约的也很多。王阳明在1518年颁布的《南赣乡约》影响最大。嘉靖时朝（1522—1566年）朝廷推广王阳明的办法。“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南赣乡约》的最大的特点是官办。与《吕氏乡约》相比，二者有以下差异。

其一，前者是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后者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是官治的传统。

其二，前者是自由参加，覆盖局部。在吕氏兄弟的劝谕下，有的乡民可能参加，有的可能不参加。然而，其实行的效果未必大。后者是强迫的、覆盖全乡村的组织。在政府威力下必须都加入，然而可能会有相当的效果。例如，南赣乡约规定，不参加集会罚银一两，惩罚十分严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强制参与的性质。

其三，乡约组织人员数目增多了，角色也改变了。《吕氏乡约》中只有二、三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增为四个人，《南赣乡约》增加到17个人，“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在《吕氏乡约》中他们是道德感化角色的精神领袖，而《南赣乡约》中约长、约副、约正等人的责任，包括协助官府劝令同约完成纳粮的任务，劝助投招新民改过自新、各守本分，以及劝戒同约维护地方安定。

明代乡约是中国历史上乡约的集大成时期，通过官民结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大大提升了乡约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效稳固了朱明王朝的基层统治秩序。总体而言，明代乡约有以下主要职能与作用:

第一，教化明礼职能。

第二，救助相恤职能。

第三，纠察息讼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