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

自古以来，人口问题便是重中之重。在古代，官府收纳赋税、征丁入伍、调派劳役、利用劳动力，都离不开对人口数量的统计与管理。在此基础上，古代户籍制度逐渐产生，从而对社会稳定贡献了突出力量。

户籍制度起源甚久，早在商代便已显端倪。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知，商代时已经出现专门登记人口的官职，称之为"登人"。商代以人丁为主，以满足自己对军队的需求。而西周时期，户籍制度与田地相结合。当时奉行井田制，由周王分封给王族子弟和功勋之后。故而有资格被王册登记在案的，也只能是贵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走上争霸之路，对士兵数量要求颇多。在此情形之下，户籍制度也被诸侯们加以改进，将其与兵制联系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其一是方便诸侯及时抽调兵丁补充大军总量，其二也是防止人口迁徙与流动。战国时，秦国的户藉制度相比其他国家是最完备的，这要归功于“商殃变法”和秦国坚持以法立国。秦国以五户为基本单位，设立“什伍”，采用连坐的方式限制人口流动，管理基层。秦国要求老百姓“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将老百姓按五户一伍，十户一什的办法进行管理，分别设立伍长和什长，闲时耕种，战时从军。

秦朝一统之后，将天下划为三十六郡。郡以下是县、乡、里等，分别设置相应长官管理人口，并对其登记造册。

秦朝统一后，对户藉制度管理更加严格，每户要登记户主和所有成员的详细信息，出生婴儿必须立即登记，死亡者可以注销。秦朝户藉连百姓的财产、身高、特长都详细登记，目的就是一旦爆发战事，可以有目的、有选择的进行征兵。另外完善的户藉制度也是服徭役和收税的基础，对国家的统治意义重大。

西汉时萧何主持制定了《户律》，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萧何本人对户藉的意义非常重视，在攻入咸阳时，他第一时间将秦的户藉档案保护下来，而对秦的其他珍宝不屑一顾。在萧何的主持下，汉代采用了编户更为完善的乡亭制，第一次出现了户的等级。与秦朝一样，汉代对人丁的逃亡也是采取高压态势，汉朝的“舍匿之法”规定，逃亡者和收留、藏匿者都要治罪，以此限制人口的流动。

户藉制度经过不断发展，到隋朝已基本成熟。隋朝初年，进行了几次户口清理，称为“大索貌阅”。在“大索貌阅”中，官府将户藉上的信息与本人比对，核查真实信息，杜绝冒认户口和欺瞒年龄，逃避兵役、徭役。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隋朝政府还鼓励群众相互监督、揭发，发现有假冒户口和篡改年龄及其他信息的，一律严惩。

隋朝在基层管理制度上使用保长、里正和党长的“三长制”，对农村进行管理，包括劝课农桑，催收税赋，协助征兵和组织服徭役等等工作。

唐代户藉管理在隋代的基础上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唐代将每百家设为一里，里设里正；五里设为一乡，由民户自己申报户口、田地，以户主名义记入"手实"，户主要保证上报的内容真实准确，里正据“手实”造籍，上报县里。每个县每年统计造账一次，向户部申报各县的户口数，已征税赋数和下年预计征收数。中央政府按这些资料，以每户资产多少和男丁的强弱为标准，将户分九等，作为征税和服役的依据。

宋代户籍比唐代的又上了一个台阶，设立了“坊郭户”，这是针对城市居民的专门称呼，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户籍登记上的区别，与我国原来采用的“非农户”和“农业户”有着一定的相似。在此基础上，有恒产者称为“主户”，无恒产者称为“客户”，登记入籍。城市中坊郭户的主户基本是上层阶级，掌握大量资产；而客户基本上以小工业者、小商贩及雇佣工为主；乡村主户以占有土地的地主为主，兼有少部分自耕农，乡村客户也分成三种，一种是终身依附主户的“地客”，二是租种主户土地的“佃户”，三是雇农性质的“浮客”。在此基础上，宋朝将户籍划为十个等级，另外还有享有特权的“官户”和“形势户”。官户包括文武官员的家庭，形势户是小吏、保正等乡役户。

宋神宗时期推行“保甲制”，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个大保为一个都保，有正副都保正，其目的也是通过户籍实行“兵民一体”的制度。这种制度让每个人都与他人发生联系，有利于统治的渗透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明代改宋朝的保甲制为里甲制，每110户编为一里，选出其中十户人多财多的为里长，其余百户分十甲。在服徭役时，十甲每年轮换，称为“排年”。每年要服徭役时，由一位里长带着十位甲户去服徭役，次年另换一批。每户十年一轮换，保证了绝大多数百姓可以有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对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明朝这种户籍制度将人与土地的登记分开造册，称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在编造时，每里为一册，每十年调整一次，按家庭人口和财产变化重新造册。黄册一式四份，户部、省、府、县各保存一份。户部的那份因为是黄纸抄写，故名“黄册”。

明代“黄册”编定后，户籍不可随意更改，人员也不得随意流动。要想外出，须有官府发放的“路引”，目的是将农民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这样便于征收税赋和征兵服役。如果有人当“逃户”。便动用国家机器强迫返乡，其中的富户发配充军。后期的惩罚有所降低，改以罚银为主。

清朝“按行军旗色，以定户籍”，实行军民合一的八旗户籍制度，“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将户籍分为军、民、灶、匠四类，以户为单位核登丁口。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户籍管理上比明朝有所放松，规定了入籍条件，"己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老百姓不再被死死的束缚在土地原籍上。

清朝采用户口牌甲令，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门要注明目的地，牌长、甲长三年一换。甲内有不法之事或出现可疑之人，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富人与齐民一体编列，不许逃避登记。

户籍制度不仅起着登记人口和统计人数的作用，还能反映老百姓的家庭财产状况、服役纳税情况，为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提供依据。封建时代连坐的保甲制可以最大限制和减少犯罪，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维护稳定。

为了更大程度的奴役人民，统治者尽可能的将老百姓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形成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只有利用户籍制度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通过世袭的职业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从事农业生产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当兵的世代当兵，从商的世代从商，让老百姓各守本业，才能使社会在统治者控制下有序的发展，实现统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