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研究:议题、现状与未来

胡开宝  杜祥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向国际社会卓有成效地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宣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其主要议题涵盖: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研究;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主体研究;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形式研究;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方式研究;5)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策略研究;7)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研究。

2.1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研究旨在依据语言学、传播学和外交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国际话语权的相关理论,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指导方针和理念。本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为: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是以我国为主还是以受众为中心?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融通中外”的要求?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如何既“顶天”又“立地”,既“存异”又“求同”?(“顶天”是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要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立地”是指话语应接地气,从历史和事实出发,反映普通民众的诉求。“存异”是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应尊重与其他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求同”是指应关注并利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通性。)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应贯彻哪些原则?如何在宣传本国外交思想和方便国外受众理解与接受之间找到平衡点?

阮静(2017:182-184)指出,文化传播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应遵循指向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差异性原则、进取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和合作性原则。指向性原则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秉持的不同态度,精心设计并用心讲好不同的中国故事。普遍性原则指把中国故事进一步讲全面、讲深入、讲透彻。差异性原则强调中国媒体应用国际化的方式,用西方人可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进取性原则是指积极实施文化传播战略,在传播各种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适用性原则主张在全力办好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合作性原则是指主动寻求国外各界精英帮助宣传中国故事。

唐婧(2020:38)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主流媒体与智库中传播的分析,阐明了对德传播该理念时应遵循的两个原则,即政治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与语言上的交流互通,同时还指出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首先注重受众在该理念接收途径、认知程度方面的现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中德在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其次,结合该理念的思想渊源、受众已有的认知程度、传播的有效性等角度找到寻求共同性的具体方法,提升受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了解该理念的意愿。最后,注重语言的交流互通功能,运用能够准确反映该理念内各要素内涵又符合德国受众语言习惯的译法。该研究认为,在对德传播该理念的过程中,译名的统一尤为重要。因此,在对德传播中各主要传播机构应使用统一译法,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2.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主体研究

传播主体是指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传播者。传播主体处于信息传播的首要环节,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由传播主体控制着对传播客体即传播内容、媒介及受众的选择。话语传播主体可大致划分为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和评估主体。决策主体通常回答“谁来决策传播内容”,毕竟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将所有思想或价值理念直接传播给国际受众。决策主体通常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机构和主管部门。实施主体回答“谁来实施传播行为”的问题,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新闻媒体、公民个人以及国际友人、国际媒体和国际组织等组成的主体系统。党和政府通常以实施主体出场,带头践行相关思想或价值观,并对其他主体的偏差进行纠正。评估主体回答“谁来评估传播效果”这一问题。话语传播效果的评估主体一般包括政府相关部门、智库机构和广大民众。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主体研究旨在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主体的类型、属性和特征及其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的影响。该领域研究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主体有哪些?其特征和作用是什么?2)如何根据要传播的内容选择相应的传播主体?3)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如何?传播主体是否对于传播效果产生影响?4)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或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5)如何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一般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主体包括党和政府、国家领导人、新闻发言人、新闻媒体、跨国企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些主体具有不同属性,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相比较而言,党和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决策主体,也是实施主体和评估主体,其权威性显然高于其他主体,但与传播受众之间的权力距离较远。新闻发言人、新闻媒体、跨国企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实施主体。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媒体直接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其影响力较大,毕竟新闻发言人是政府代表,而新闻媒体掌握着信息资源和传播媒介。跨国企业致力于为国外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其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均体现了所在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社会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具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这些主体的民间身份使他们很容易获得国外受众的信任,毕竟他们与国外受众之间的权力距离不大。普通公民,尤其是海外留学生或学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或研究成功以柔性的方式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然而,我国外交话语对外传播长期以来多由官方主导和实施,很少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不太容易为国外受众所接受,国外受众的覆盖面也不够广泛。显然,要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应当分析以上传播主体的特征和作用,并基于此确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内容和形式。

有学者基于不同的传播主体,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国际传播进行不同视角的探讨和分析。如,张志安、李辉(2020:8)分析了海外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主体及其影响并进行分析,指出海外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主体主要为普通公众,具体包括普通网民、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普通网民主要为青年网民和职业内容生产者。海外华人指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国际友人包括在华和海外的国际友人。这些主体在推进中国社会价值观传播方法各有优势都能发挥各自作用。靳旭鹏(2021:51-52)从企业传播主体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创始人(一把手)、企业新闻发言人、企业国际传播部门、企业驻外员工四类传播主体的不同定位及其在企业海外形象国际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

以上研究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主体研究有一定启示,毕竟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和企业海外形象国际传播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一样以国外民众为受众。

2.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形式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形式研究旨在分析如何选用适当的话语传播形式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以取得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话语传播形式指传播者进行传播活动时所采取的作用于受众的具体话语形式,如符号形式和物质形式。前者包括口头文字传播形式、书面文字传播形式和多模态传播形式,后者分为会议或论坛、具体活动和具体举措等。口头传播涉及广播等传播媒介的运用;书面传播涉及书籍、报纸、刊物和广告等传播媒介;多模态传播涵盖图片、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不同传播形式在话语传播方面具有各自特征和优势。与符号形式相比,物质形式更直接、更具冲击力。在符号形式中,多模态传播形式更直观、生动、形象。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应当根据话语传播内容或话语传播目的选用相应的传播形式,或综合运用不同的传播形式。事实上,一些话语的传播效果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传播形式的运用。研究表明,“一带一路”话语传播效果相当不错,其原因在于该话语的传播采用了多种形式,包括会议或论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及配套机制建立等物质形式,以及口头文字、书面文字和多模态话语等符号形式。

2.4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方式研究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能否在国际上进行有效传播并获取国际话语权,除了国家实力和国家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传统因素外,外交话语传播方式的选用也直接影响外交话语的传播效应(胡开宝、李婵2018:8)。话语传播方式是指人们通过话语传播思想和理念的方式,包括政治话语、新闻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政治话语包括外交话语在内,是政治家或其他参与政治的人员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政治语言;新闻话语指人们报道重要事件或事实的话语方式;学术话语是人们生产、传播和消费公共知识的话语方式;民间话语是指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通俗、具体、生活化的话语。政治话语较为权威、庄重、严肃,不过与听众或读者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大;学术话语比较严谨、客观,可信度较高,但不大容易为普通民众理解;新闻话语贴近现实,具体、生动,可以通过真实事件的报道来宣传我国外交思想和相关举措;学术话语可以凭借其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充分的论证来分析中国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及其重要意义,阐明中国外交思想与其他国家外交思想的不同之处,从而为中国外交话语核心概念的传播提供学理支撑,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民间话语贴近普通民众,容易为他们所接受。采用民间话语,可以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让中国外交思想或理念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更容易让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从而为他们所理解和认可。这些话语方式因其各自的优势,可以在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的对外传播中发挥不同作用。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的对外传播主要采用政治话语和新闻话语方式,很少采取学术话语或民间话语方式,更没有采取新闻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相结合的方式,其传播效果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方式的研究应从传播效果视角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方式,探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外交话语的具体路径和方法,重点分析如何根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内涵以及传播受众的具体特征,选用适当的话语传播方式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有学者也围绕不同的话语传播式开展政治话语的传播研究。如,张崇防(2014)强调用“爱和梦想”这一主题链接外界的兴趣和关切,把刚性的国内政治话语转变成柔性的学术话语,把看似抽象但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转化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生动故事,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荆学民(2016:79)指出民间政治话语体系来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凝聚了民间的政治智慧,似乎更接地气、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实现官方形态与民间形态融合的转型,规范引导民间话语固然重要,但更为迫切的是官方话语要用普通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真正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对内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各种政治心声,对外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2.5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策略研究

话语传播策略指话语传播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策略研究旨在分析如何根据话语的内容和受众的特征选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卓有成效地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具体而言,话语的内容和受众不同,其传播的策略也不同。如果话语内容政治色彩很浓,且受众是与我国意识形态迥异的西方国家受众,则需要总结并提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所蕴含的共同价值,以促成国外受众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其理念的心理认同。如果话语内容较抽象,不太容易为受众所理解,则需要以多模态形式或讲故事的方式来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根据胡开宝、张晨夏(2021:105-106)的研究,话语传播策略包括柔性传播策略、多主体传播策略和立体式传播策略等。他们认为柔性传播策略是指采用含蓄迂回的方式进行外交话语对外传播的策略。外交话语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果采用直截了当的强势传播方式传播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取得的传播效果不一定理想,甚至有时会引起国外受众的抵触。毕竟,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多主体传播策略是指发挥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个传播主体在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对外传播过程中作用的策略。立体式传播是指采用多形式和多方式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当代外交话语核心概念,以实现国外受众全覆盖的策略。

2.6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

受众,也称为接受者和传播对象,是信息接受者的总称,具体包括读者、听众、观众和网民等。作为传播内容的接受者,传播受众直接决定着传播活动的方向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受众,传播活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多年来,我们在开展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研究时,对于传播受众的文化心理及其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很少根据传播受众的具体特征开展,结果导致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不尽人意。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中国特色话语的传播对象国及其受众展开深入研究。有鉴于此,应大力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事实上,只有了解并把握受众及其所在国家的思维方式、接受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及对中国所持的态度,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工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研究旨在分析包括群体、国家或地区在内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的类型和特征,探讨如何根据具体受众的类型和特征选择适当的话语传播方式和相应的传播策略与方法,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具体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类型研究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特征研究。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类型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类型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所面向的对象是哪种类型的群体,分析如何根据受众类型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和方法。通常,传播受众根据信息的关注程度可划分为普通受众和专门受众。前者没有固定的接受方向和重点,主要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遣。后者有相同的兴趣和爱好,注意力相对集中,有较强的目的性、功利性。根据受众接触媒介的差异,受众可划分为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等。根据接触具体媒介的频率,受众可以大致划分为基本受众和潜在受众。前者对于具体媒介具有较高的忠诚度,经常接触该媒介的内容。后者具有一定的意愿去了解具体媒介的信息内容,未来有望发展成为基本受众。实际上,受众类型不同,信息传播的方式和策略会有不同。如果我们忽略受众的具体类型,不加区分地采取同一种传播方式或传播策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就会打折扣。为此,传播受众类型的研究应当纳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议事日程。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特征研究

普遍认为,受众对于传播内容或信息的接受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选择性心理特征。一方面,受众通常只关注自己感兴趣或满足自己需求的内容或与自己认知结构一致的信息,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或对自己和所在群体有利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心理特征、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受众对于同一话语内容或信息会做出不同的阐释。毕竟,受众理解话语信息的过程是对信息进行再创造的过程。此外,受众往往易于记住对自己有利、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话语信息,忽略与自己认知和态度不一致的信息。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受众特征既要分析受众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选择性心理特征,也要关注对这些特征施加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规范、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包括受众的兴趣、态度、信仰和心理需求等。此外,受众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会对受众的选择性心理特征产生影响。因而,在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时,还应分析受众所在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特征研究的对象具体包括:1)受众群体或受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思维方式;2)受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文化规范、道德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宏观环境;3)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受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心理;4)受众国家或地区与我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认知。

一般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受众特征研究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早在1914年,美国广告商便开始对广告受众进行问卷调查,以统计报纸的发行量。之后,美国成立了多家调查公司,专门从事受众调查、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等领域的受众研究。我国受众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协会调查组对2423名12岁以上的居民的受众特征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包括其阅读报纸、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的习惯、渠道、兴趣和对新闻的评价。目前,问卷调查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报刊、广播和电视受众的喜好与需求以及民意测评等领域的研究之中。这些受众研究为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受众特征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我们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的兴趣和心理需求,及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心理、对华认知和态度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等。

此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受众特征研究还可以采用文本分析法,即通过分析受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的新闻话语、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中的高频词、关键词及其搭配、典型词汇或句式结构等的应用趋势,或者分析受众所在国家或地区常用的视频或图片等多模态符号,揭示这些文本或多模态符号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等。

2.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研究旨在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趋势,分析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及其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举措的认知和态度。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新闻媒体、外交话语和学术话语中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核心概念或术语的内涵以及普通民众对这些术语译名的知晓程度、情感和态度进行调查,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概念或术语译名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例如,中国外文局在2018年初发表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就是通过对8个主要英语圈国家进行采样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国梦”“一带一路”和“两会”等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词汇已经有相对固定和成熟的官方英文译法,但其拼音形式也时常为外国媒体和民众所使用,反映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外,我们还可以搜集国外社交媒体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举措的讨论或评论并建成主题语料库,采用语料库方法对这些讨论或评论进行分析,分析普通民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概念或术语的内涵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认知和态度。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新闻媒体、外交话语和学术话语中的传播和接受研究可以通过建设涉华国际新闻语料库、涉华外交话语语料库和涉华学术话语语料库,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译名为考察对象,提取包含这些译名的所有涉华表述。研究还可区分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份,分析这些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在国外新闻报道和国外政府或国际组织外交话语中的出现频率,比较译名在不同国家或年份传播和接受趋势的异同。研究重点关注国际新闻媒体以及美国、日本、印度、欧盟和非盟外交话语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译名的使用频率、分布、搭配、上下文等,分析这些术语英译使用中体现出的内涵界定、阐释、误读和态度,推断国际社会对于这些术语英译名所体现的外交理念或外交思想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等,以期全面评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在国外的影响力,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翻译与传播的特征与规律。

胡开宝、陈超婧(2018:43)采用语料库方法探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一带一路”英译在英美印等国的传播和接受趋势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最新英译“theBeltandRoadInitiative”在英美印等国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中的应用愈来愈频繁,且有取代其他英译的趋势。自正权、吴洁(2022)采用语料库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接受,发现东盟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态度主要以积极报道为主,极力宣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相互尊重的价值理念。

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先后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时闻等2019;王晓莉、胡开宝2021)、传播方式(邬宁宁2014)和传播策略(胡开宝、张晨夏2021)等。应当指出,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鉴于此,未来学界应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研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范围较为有限,其理论框架有待构建。

前文述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涵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策略、形式、方式、主体、受众及传播效果等议题。不过,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等议题的研究,对其他议题很少涉及,即使涉及也只是浅尝辄止。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形式和方式以及主体和受众的特征等缺乏清晰的认知。鉴于此,学界应依据外交学、传播学和话语研究等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形式、方式以及主体的特征,探讨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受众的不同国家或地区民众的意识形态和审美心理,以期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应涵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实践的方方面面,从传播原则、传播策略、传播形式和方式、传播主体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特征和规律,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理念、方法和路径。学界可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与其他国家外交话语之间呈现出哪些差异性和共通性?如何在分析这些差异性和共通性的基础之上确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策略?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如何体现受众意识?3)如何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方式?4)如何实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有机结合?5)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受众具有哪些特征?如何根据受众的不同特征来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

其次,包括语料库方法在内的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不够普遍,有待推进数字人文方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数字人文方法是指数字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融合形成的方法,包括文本数据挖掘、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地理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知识图谱等方法。根据胡开宝、王晓莉(2022:114)的研究,文本数据挖掘技术是指从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且有价值的信息或模式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包括文本信息抽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和可视化等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是指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凭借该技术的运用,虚拟的信息应用于真实世界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地理空间分析是关于地理空间现象的定量研究,其实质是操纵空间数据使之成为不同形式并提取其潜在信息。地理空间分析能力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区别于一般系统的主要特征。地理信息系统可以通过定位技术的应用整合和分析海量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社会主体的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其属性特征。社会网络分析通常凭借网络构型表现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并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动,阐述其对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意义。知识图谱又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综合运用数学、图形学、信息科学和计量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利用图形展示学科知识的核心结构、发展进程和整体架构的技术和方法。

必须指出,目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很少采用数字人文方法,尽管少数研究采用了以语料库方法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数据挖掘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可以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建立在大规模甚至海量语料观察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研究结论显得客观、科学。为此,未来学界可以根据具体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选用适当的数字人文方法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其一,采用包括语料库方法在内的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我们可以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念或术语在国际新闻媒体、学术文献或自媒体中的应用趋势和特征,分析受众对于这些概念或术语的认知和态度,并基于此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效果。其二,凭借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在考察概念的共现概念群、词缀概念群和网络概念群的基础之上,揭示具体概念在不同国家的传播与嬗变。其三,我们可以采用语料库方法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外交话语以及其他相关话语的特征及其话语策略应用的趋势,揭示这些特征或趋势背后的文化心理或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不同国家传播的策略。

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多模态话语传播研究被严重忽略,应当提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议事日程。

与传统文字形式话语相比,多模态话语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感官功能或符号的运用,可用于表达单模态话语无法表达或不能充分表达的意义,而且在话语意义表现方面更为生动、形象,可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文字形式话语的应用,不常用多模态话语,学界也很少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多模态话语进行研究。为此,未来学界应关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多模态话语传播的研究。首先,我们可以收录不同国家外交多模态话语,如漫画、视频、海报、图片、访谈和演讲等,分析这些多模态话语的视觉语法和视觉修辞,重点关注那些广泛传播且影响大的多模态外交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并以这些话语为参照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多模态话语的传播策略和方法。其次,可以建设并运用收录不同主题、不同语域、不同修辞功能的视觉文本并进行标注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多模态语料库,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视觉文本的视觉语法、视觉修辞的属性、修辞结构、修辞策略以及传播效果展开研究,在考察大量视觉文本的基础之上,分析不同语类或不同主题视觉文本的视觉语法或视觉修辞与其传播效果间的关系,并根据这些关系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多模态话语的视觉语法进行调整,以获得最佳传播效果。最后,我们可以应用文本数据挖掘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人文方法,考察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多模态话语在不同国家传播的趋势和特征,分析不同国家受众对这些多模态外交话语的认知和态度,并基于此揭示其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