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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
1、西部大开发（文字案例）
适用章节：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案例内容：（出处：2019年10月21日人民网）
1988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沿海内地、东西部共富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经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懈的奋斗，使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一千二百年来逐渐衰落的西部地区，从生产环境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来一个天翻地覆的根本改变，来一个旧貌换新颜。
国务院于2000年10月26日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十个省区市以及内蒙古和广西，还先后批准湖南湘西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区，在实际工作中比照有关政策措施予以实施。此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就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辽宁等省市，深圳、大连、宁波、青岛、苏州等地纷纷加入。
案例分析：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们真抓实干、不懈努力，这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
2、“三只鸭子论”（视频案例）
适用章节：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案例内容：（出处：CCTV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第15集有这样的情节：邓小平来到广东龙岭生产大队考察，发现一农户施大娘家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养了三只鸭子，很奇怪，施大娘告诉他这是上面的要求，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四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问她想不想养第四只鸭子，大娘坚决摇头说自己不敢。邓小平却发现虽然只有三只鸭子，但是施大娘准备的饲料却是十几只鸭子的食量。邓小平便把后院的小屋子打开了，原来里面还有十几只鸭子，只不过嘴巴全部被绑起来了。大队干部严厉责备施大娘，为什么她的“资本主义尾巴”这么粗，大娘吓得立马下跪表示马上就把鸭子杀了。邓小平赶紧宽慰她，说这件事情不怪她，她没有错，错是错在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头脑里有不正确的东西。
案例分析：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中，也出现了许多极左现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上至各级领导干部，下到基层民众，以至于出现了今天我们看起来感到非常可笑的现象。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所以，面对这种局面，要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一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着手解决当的思想路线问题。
3、“大逃港”（文字案例）
适用章节：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之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案例内容：（出处：2014年9月9日人民网）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资料显示，建国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相差近百倍。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强烈不满，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孤注一掷逃亡香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以游海居多，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迅猛的外逃风潮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一位老人回忆说，有一天他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案例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人们又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呢？主要是生活所迫。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