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字
重读丁玲《在医院中》
汉语212 邹永昊
丁玲的《在医院中》发表于1941年11月15日的《谷雨》杂志，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借一位新来解放区的护士的视角，描写了解放区医院里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她学会了“在艰苦中成长”。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年轻女性，她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医院服务。她聪明、有抱负、有野心，身处革命的圣城，但看到的却是和沦陷区一样的官僚作风以及无聊男女乱嚼舌根。于是，繁琐、无趣的日常与她热烈的革命理想发生了冲突。最终，还是延安的日常取得了胜利，仿佛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丁玲在小说中表达了对这些官僚作风的批判，而日后这篇小说也成为丁玲受批判的佐证之一。
小说中的陆萍形象实属是环境中的“异类”，她迫切地想要实现革命理想，又想要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思想。但她的热情只是杯水车薪，得到他人的理解尚且都不是件容易事，改变他人的思想更是一种奢求。而在受到误解和打击后，面对重重阻力，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呢？我想这是今天再读这篇小说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在“陆萍”这个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目前一大半的人生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而学校犹如一座“象牙塔”。在学校这种与现实有点脱节的美好氛围的麻痹下，我也成为了一个像陆萍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愿意用最友好的态度待人、用最善意的想法揣测别人的行为，我也往往能以此获得友善的对待。不过，我渐渐地发现，这一方法在学校的围墙外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就像陆萍“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就总是拿出这么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得其轻松的。”所以，不出意外的，我也像她一样，不断地挨社会的打。而在一次次的遇挫后，我并没有能做到我所希冀的那样改变世界。
我看到了，插队到我前面的人在被我阻止后白了我一眼，再插到更前面的人堆里去；我听到了，胡搅蛮缠的人在我耳边倚老卖老，对我大声斥责，赢得这场辩论的要义不是道理，而是音量；我了解了，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有时候也会有些灰色收入……读过的书愈厚，接触到的人愈多，距离美好的理想就感到愈发遥远。
作为从小接受党的“红色教育”的我，上了高中以后，因为许多自己的所见所闻，也逐渐像陆萍那样，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困惑。所以，我还想冒昧地在我的个人体会中，再多说一些可能不太合时宜的话。
《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还没读完的时候，我就有些震惊，惊讶于丁玲她居然这么敢写！她借陆萍之口向上痛斥党内的官僚主义，向下又批判小生产者的恶劣习气。我一边感叹丁玲的勇敢直言，又一边查询了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1941年。于是，我冒出了许多的问号：那时能容得下不同声音、甚至是尖锐的批评声的吗？小说中的地点还涉及到延安，并且创作时间距离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很近，难道这篇文章促进了党的整风运动，促使他们整治了党内的官僚主义？整风运动的确和我想的一样，与这篇文章存在某些关联，只不过又不完全像我想的那样，因为“被整风”、遭受到批判的是丁玲，她的罪名是“质疑革命”。
所以，我又冒出了许多新的问号：该被“整风”的，不该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吗？为什么党不直视问题，反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整风运动”被一笔带过，而到了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只提及了“（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没有进行清理”“（是为了）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对被错误批判、迫害的王实味、丁玲、艾青和萧军等人毫无提及。在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像是一粒粒尘埃，被扫进历史的尘埃堆中。
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挣扎的。我也像年轻时的丁玲一样，不断思考该如何对待个人理想与时代趋势、微观个体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冲突。我想到了习总书记的话，“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我突然意识到，新闻媒体也好，社会舆论也罢，终极目标都是社会稳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
至此，我也明白了，全体人的共识很难达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需要少部分人暂时作出一定的牺牲。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陆萍”们，一方面我们要抬头看月，满怀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脚踏实地，注重实干主义。
修改一稿
排斥并不解决问题，团结才能创造世界
——丁玲《在医院中》读札
邹永昊
丁玲的《在医院中》发表于1941年11月15日的《谷雨》杂志，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借一位新来解放区的护士的视角，描写了解放区医院里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她学会了“在艰苦中成长”。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年轻女性，她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医院服务。她聪明、有抱负、有野心，身处革命的圣城，但看到的却是和沦陷区一样的官僚作风以及无聊男女乱嚼舌根。于是，繁琐、无趣的日常与她热烈的革命理想发生了冲突。最终，还是延安的日常取得了胜利，仿佛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丁玲在小说中表达了对革命理想的动摇，而日后这篇小说也成为丁玲受批判的佐证之一。
小说中的陆萍形象实属是环境中的“异类”，她迫切地想要实现革命理想，又想要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思想。但她的热情只是杯水车薪，得到他人的理解尚且都不是件容易事，改变他人的思想更是一种奢求。而在受到误解和打击后，面对重重阻力，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呢？我想这是今天再读这篇小说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在“陆萍”这个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目前一大半的人生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而学校犹如一座“象牙塔”。在学校这种与现实有点脱节的美好氛围的麻痹下，我也成为了一个像陆萍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愿意用最友好的态度待人、用最善意的想法揣测别人的行为，我也往往能以此获得友善的对待。不过，我渐渐地发现，这一方法在学校的围墙外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就像陆萍“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就总是拿出这么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得其轻松的。”所以，不出意外的，我也像她一样，不断地挨社会的打。而在一次次的遇挫后，我并没有能做到我所希冀的那样改变世界，反倒是被世界改变了。
我看到了，插队到我前面的人在被我阻止后白了我一眼，再插到更前面的人堆里去；我听到了，胡搅蛮缠的人在我耳边倚老卖老，对我大声斥责，赢得这场辩论的要义不是道理，而是音量；我了解了，朋友的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通过职务之便收取许多的好处，即便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科长……读过的书愈厚，接触到的人愈多，距离美好的理想就感到愈发遥远。
作为从小接受党的“红色教育”的00后，我在上了高中以后，因为许多自己的所见所闻，也逐渐像陆萍那样，对所谓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困惑。所以，我还想冒昧地在我的个人体会中，再多说一些不太合时宜的话。
《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还没读完的时候，我就有些震惊，惊讶于丁玲她居然这么敢写！她借陆萍之口向上痛斥党内的官僚主义，向下又批判小生产者的恶劣习气。我一边感叹丁玲的勇敢直言，又一边查询了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1941年。于是，我冒出了许多的问号：那时能容得下不同声音、甚至是尖锐的批评声的吗？小说中的地点还涉及到延安，并且创作时间距离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很近，难道这篇文章促进了党的整风运动，促使他们整治了党内的官僚主义？整风运动的确和我想的一样，与这篇文章存在某些关联，只不过又不完全像我想的那样，因为“被整风”、遭受到批判的人是丁玲，她的罪名是“质疑革命”。
所以，我又冒出了许多新的问号：该被“整风”的，不该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吗？为什么党不直视问题，反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整风运动”被一笔带过，而到了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只提及了“（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没有进行清理”“（是为了）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对被错误批判、迫害的王实味、丁玲、艾青和萧军等人毫无提及。在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像是一粒粒尘埃，被扫进历史的尘埃堆中。我不免感到有些心寒。实际上，丁玲80年前提出的问题即使放到今天也并未完全解决。
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挣扎的。我也像丁玲一样，不断思考该如何对待个人理想与时代趋势、微观个体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冲突。这次疫情防控毫无征兆地放开了，从防控走向了放开。原本在大学里“岁月静好”的我也被这股浪潮波及，我看到的天空一下子变灰了，身边的同学、朋友都陷入了焦虑，而我尤甚。新闻媒体不再报道新冠的毒性、后遗症和致死率，转而开始科普新冠的毒力减弱，以及如何在感染后进行药物干预。我想到了习总书记的话，“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我突然意识到，新闻媒体也好，社会舆论也罢，它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社会稳定。我又一下子联想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
至此，我也明白了，有时候共识很难达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需要少部分人作出一定的牺牲。疫情的防与放，更需要我们理性看待。
修改二稿 校书评一等奖2023
给异见者发声的空间
——丁玲《在医院中》读札
丁玲的《在医院中》发表于1941年11月15日的《谷雨》杂志，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借着一位新来苏区的护士的视角，描写了苏区医院里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1]，但她学会了“在艰苦中成长”。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1]298
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年轻女性，她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医院服务。她聪明、有抱负、有野心，身处革命的圣城，但看到的却是和沦陷区、国统区一样的官僚作风以及无聊男女乱嚼舌根。于是，繁琐、无趣的日常与她热烈的革命理想发生了冲突。最终，还是延安的日常取得了胜利，仿佛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丁玲在小说中借陆萍之口表达了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而日后这篇小说也成为丁玲受批判的佐证之一。
小说中的陆萍形象实属是当时环境中的“异类”，她迫切地想要实现革命理想，想要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思想。但她的热情只是杯水车薪，得到他人的理解尚且都不是件容易事，而改变他人的思想更是一种奢求。在受到误解和打击后，面对重重阻力，是否应该坚持下去呢？我想这是今天再读这篇小说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在“陆萍”这个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目前一大半的人生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而学校犹如一座“象牙塔”。在学校这种与现实有点脱节的美好氛围的麻痹下，我也成为了一个像陆萍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愿意用最友好的态度待人、用最善意的想法揣测别人的行为，我也往往能以此获得友善的对待。不过，我渐渐地发现，这一方法在学校的围墙外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就像陆萍“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就总是拿出这么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得其轻松的。”[2] 丁玲借着陆萍的视角，客观地反应出了当时苏区存在着的官僚主义与群众的小生产习气的问题。她借陆萍之口向上痛斥党内的官僚主义，向下又批判小生产者的恶劣习气。
当时的党内存在着形左实右、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出于保持革命队伍纯洁性的需要，要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以此，引出了之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整风运动，文艺创作需要“政治挂帅”。而丁玲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批判，是因为这与当时对文艺所要求的“革命性”“政治性”不相匹配。不久后，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也受到了批判，有人想以此将丁玲完全打倒。但毛主席在对这篇文章作出辩证的评价后，将她调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派她去领导那里的整风运动。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异见者，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宽容”而不是“打倒”，求同存异，从而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挣扎的。我也像丁玲一样，不断思考该如何对待个人理想与时代趋势、微观个体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冲突。不出意外的，我也像会她笔下的陆萍一样，会不断地挨社会的打。而在一次次的遇挫后，我希望自己像曾经所希冀的那样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参考文献：
[1]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297.
[2]丁玲.在医院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