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 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 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 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 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 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 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15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 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 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 残酷的强暴的压力， 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 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 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 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 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 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 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 却总是那么多!

……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 以至于战士， 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界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 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 “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 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 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 就痛切的指出来： “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 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 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坟》：《灯下漫笔》)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 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 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趸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说：“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 须到……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 “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 易制强敌的死命。” (《坟》：《写在“坟”后面》)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 小私有者的庸俗， 自欺， 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 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 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 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 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由这文艺， 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知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 只有一厢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像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后倘以欺瞒的心， 用欺瞒的嘴， 则无论说A和O， 或Y和Z， 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 固然只是些嗡嗡嗡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 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 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 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 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拚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 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 一忽儿又“委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像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 而你居然走了出去， 那么，这就像许褚的赤膊上前阵， 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 总是不肯， 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 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羼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 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 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 仍旧要咬你一口， 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 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可以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的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 学校， 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 “过激”的事情， 立刻就会像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 “虽然是狗， 又很像猫， 折中， 公允， 调和， 平正之状可掬， 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 惟独自己得了 ‘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 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 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编》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 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记录了。“中国的一些人， 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 宗教， 传统的权威， 是‘信’ 和‘从’呢， 还是‘怕’ 和 ‘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 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 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 自己也还蒙在鼓里， 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 或者理论， 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 不过偏要这么说说， 做做， 骗骗人， 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 拿来做杀人的理论。自然， 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白莽作孩儿塔序

鲁迅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