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是一部回忆性散文，但有人曾经怀疑《范爱农》是一部小说。然而，范爱农确有其人，是鲁迅的老乡、同学、挚友、革命伙伴，曾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小说呢？有关范爱农的故事起起落落，充满了戏剧性。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鲁迅和范爱农的个人关系就经历了由“相恶-相熟-相知”的三阶段。

两个人在日本留学时闹得很不愉快，先是针锋相对，后来不欢而散。反清的革命者“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刺杀巡抚恩铭，事败被处以极刑，心脏被挖出来，被恩铭的亲兵炒食。手段残暴。这个消息引发了留日学生的不满。在绍兴同乡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发电报痛斥满清政府的暴行，鲁迅也在其列。在一片群情激奋中，范爱农突然用滞钝的声音发言，泼了一盆冷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范爱农将大家热心的电报斥责为“屁”，不留颜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范爱农一出场就与众不同。

仔细想一想，范爱农的意见是冷静深刻的。这样一个“吃人心”的政府早已经没有“人道”可言，人们不应该再抱有什么幻想。“发电报谴责、抗议”这样的办法空洞无力，不能让死者复生，更不可能让杀人者放下屠刀。

在当时，鲁迅断定，范爱农反对发电报，是因为胆小怕事。于是很激愤地评价道：“他简直不是人！”并且在“电报风波”后，还严肃地书写了他对范爱农糟糕的印象：“我总觉得这个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人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在鲁迅的眼中，范爱农是天下第一可恶的人。

第二次相见，是在故乡绍兴。两人偶然相遇，冰释前嫌，成为了朋友。那时候，鲁迅在故乡绍兴府中学堂做教员。范爱农则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那时候，范爱农经济上并不宽裕，他穿着寒素，马褂布鞋都是破旧的，而且精神苦闷，以至于面目憔悴，头上有了白发。范爱农不是出国深造过的人才，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原来，范爱农回故乡之后，在政治上受到轻蔑、排挤、迫害。鲁迅的情况，没有多说，可是从二人见面后“互相嘲笑和悲哀”我们便知道，鲁迅的境况，与范爱农应该是相近的。

范爱农常常乘船进城，访问鲁迅，日渐熟悉。二人把酒论当世，成了酒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记道：“爱农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为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总要到十点钟以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连鲁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酒后吐露真言，批评“呆虫”们的迂腐，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革命的渴望。这是世俗人士无法理解的，因此鲁迅说这是“愚不可及的疯话”。此时，两个人成为了知心的伙伴。

一次，范爱农和鲁迅谈起日本电报风波旧事。范爱农承认当年讨厌鲁迅，故意在同乡会上与之敌对。这是因为，若干年前，鲁迅去横滨迎接留日新生，他发现新生包袱里竟然有“花弓鞋”，既陈腐又有失阳刚之气。继而，又发现他们还有“揖让座位”的旧习气，于是连连摇头。这动作被范爱农看在眼里，认为是一种轻视，因而讨厌鲁迅。

虽然两人关系已经非常改善了，但范爱农为人爽直，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他对朋友襟怀坦白，毫无保留地说起之前对鲁迅的厌恶及其原因。

后来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京。范爱农明明知道一旦鲁迅离去，自己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但他为朋友着想，表示赞同并催促鲁迅，“快去”。 二人常常有书信往来。范爱农死后，鲁迅写诗悼念他，并惦记他的亲属，可见，二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范爱农人生经历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起伏，经历了失落-激烈-颓唐-绝望的过程。

文章写道，他在故乡受到排挤，常常感到“气闷”，值得借酒消愁。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范爱农面貌一新。他积极、热情，在革命第二天就上城来，并且要求鲁迅和他一起去街上去看看光复后的绍兴。脸上的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可见范爱农满怀欣喜，对革命、对建造新世界的无比期待。

革命后，范爱农当了学监，他不大喝酒了，很少有功夫谈天，办事、教书，勤快得很。范爱农是个实干者，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部献给了革命，据范爱农的家人回忆，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

可是，好的形势昙花一现。绍兴光复表面上换了旗帜一片热闹，但是“内骨子是依旧的”。原本的革命者也渐渐失去了革命本色，穿上华贵的“皮袍子”，变了味道。而像范爱农这样真诚、积极响应革命的人成为了异类，成为了大家讨厌的人。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说自己“不肯钻营，不善钻营”，正因为范爱农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越是傲骨铮铮，越会受到更强烈的排斥、迫害。范爱农的学监职位被旧势力设法革掉，他又成了了革命前的范爱农“无事可做”。并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境。根据她的女儿范莲子回忆：范爱农生活无着落，四处流浪“寄食”，“景况愈穷困，言辞也愈凄苦。”革命前，他还憧憬着革命，革命后，社会仍旧黑暗，范爱农孤独、失望，以至于绝望，他在寄给鲁迅的书信中写到：“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唯死而已，端无生理。” 

文中，范爱农的结局很凄凉，醉酒后掉在水里淹死了。鲁迅疑心他并非失足落水而是自杀。有亲友对范爱农之死做了推测，也有学者踊跃地考证揭秘。有下毒谋杀、服毒自杀、被灌醉推入水中又误被水草缠住等多种说法。其实，肉体上如何死去并不重要。其实，辛亥革命后仍旧黑暗的现实早已经在精神上杀死了范爱农，他理想破灭，饮酒颓废，与失魂落魄的祥林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范爱农即使不落水，只能是死路一条。

原文说，范爱农的尸体直立着。而周作人却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讲到，那尸体“实在是蹲踞而非真是直立着”，鲁迅虚构为“直立”，也许是一种期望，希望范爱农即使死去，也能保持着倔强不屈的本色。

鲁迅悼念范爱农的诗歌中有这样一句“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范爱农正是葬在深渊、与暗夜的深处，而旧官僚仍然春风得意，连新革命党人也一并腐化堕落。唯有正直、耿介的君子范爱农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他的死是时代的悲歌。鲁迅感慨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

文章开头是徐锡麟的死，结尾是范爱农的死。二人都是甘愿献身革命的有志之士。徐死于革命前夜的血腥镇压，范爱农则死于革命之后，四处碰壁无处容身。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谋篇布局的苦心，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与黑暗势力斗争的路还很漫长。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的是画他的眼睛”。在《祝福》中，对祥林嫂眼睛有三次的描写，一次不如一次有神，在祥林嫂精神崩溃后“脸上瘦削不看，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真切地反映了祥林嫂饱受折磨，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鲁迅对范爱农的肖像刻画也入木三分。

鲁迅得知范爱农死讯，“夜间独坐在会馆里”，深感悲凉。他提笔写诗，悼念范爱农的亡魂。其中有画龙点睛的一句“白眼看鸡虫”。“白眼”就是范爱农相貌的典型特征。范爱农第一次出场，就带着这样的白眼。“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形象。故乡重逢时，鲁迅特意说“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第三次，鲁迅回忆过往时又提起：“他瞪着多白的眼睛”这个“白眼”形象，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内涵，在中国魏晋有一位名士叫阮籍，《晋书·阮籍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白眼对之。”古时候，用黑眼珠看人表示尊敬，用白眼看人表示轻蔑。明清之际，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中鱼、鸟多有“白眼向人”之态，反映了画家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白眼，其实就是对世俗、礼教的鄙视、反抗。范爱农的长相，与这个人物的灵魂相互呼应。

诗句中的“鸡虫”，如果用绍兴方言来读，就是“几仲”，暗指曾经迫害过范爱农的势利小人“何几仲”。其实“鸡虫”并不单指某一个丑恶的人，而是泛指在革命中到处钻营的小人、俗人。

仔细回忆有关范爱农的几件事，发现范爱农对于不切实际的空谈者、头脑迂腐的“呆虫”通通施以白眼。范爱农的方正、耿直，就存在于他独特的白眼中。

悼念诗中还有一句“先生小酒人”。

范爱农确实有一个突出的爱好，喝酒。文章几次写到他喝酒，其实范爱农并不是酒徒。革命前，借酒消愁，酒后吐露真言；革命中，忙于事务无暇喝酒；失意后虽然陷入困窘却再度饮酒，借酒来麻醉、安慰自己，到死的那一刻也还是醉着的。在范爱农有事可做、充满希望的时候就不大喝酒。“喝酒”是鲁迅巧妙设计的细节，将革命形势的变化，范爱农人生境遇的沉浮巧妙连缀起来，浑然一体。

根据周作人回忆，在东京电报之争中，鲁迅本人和范爱农观点一致，都反对发电报。只不过鲁迅是冷静地发表意见：“应该有别的办法”。然而在作品中，却鲁迅却客串了支持发电派，代表多数人的意见。让范爱农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且桀骜不驯地翻着白眼，举止和言谈都很极端。

这其中有创作的需要，即强化矛盾冲突，使文章更为跌宕。但让范爱农为鲁迅发声，这并非偶然。

范爱农身上有鲁迅的影子。范爱农的性格、遭遇与鲁迅颇相似。

在性格上，范爱农，一向孤傲不群，在日本，在故乡都是如此。鲁迅也是一样，眼中容不得沙子，留日期间，他就看不惯东京留学生的做派，在《藤野先生》中，他批评日本留学生不学无术，整日聚在一起咚咚地跳舞，并讥讽他们盘着油亮发髻的丑态。当他发现留日新生中，有人带着裹脚女人穿的绣花弓鞋，有人揖来让去，做派陈腐。鲁迅摇摇头，将他的轻蔑表现出来，这摇头也就相当于范爱农的“白眼”。事后，作者借范爱农说出鲁迅不受留学生群体待见的事实：“我一向就讨厌你，不但我，我们。”

鲁迅的遭遇与范爱农非常类似。在文中，鲁迅在故乡教书时，境遇与范爱农，类似，以至于两人见面，先是“互相嘲笑与悲哀”。革命后，当旧势力再度抬头，鲁迅所参与的报社遭到袭击，鲁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用范爱农的话来说是：“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只不过鲁迅最终得以脱身，从绍兴转移到北京，而范爱农却被吞噬了。在文章之外，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期间正经历着人生的辗转、低谷，五四运动之初，鲁迅在文化界高声“呐喊”着，打破铁屋子，积极建设新文化，像范爱农在绍兴光复之后的表现一样，在五四落潮时候，旧文化的力量依旧强大，鲁迅经历了谣言的中伤，目睹了青年的鲜血，内心一度彷徨、苦闷、空虚。《朝花夕拾》正是在死气沉沉的厦门大学写就的。在这种心境下，他塑造了许多类似的人物，如《在酒楼上》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

周作人就指出，魏连殳的性格和范爱农非常相似。他们怀才不遇，与世俗格格不入，徘徊在失意、孤独、苦闷中命运使人哀叹，使人警醒，他们与范爱农一样，是鲁迅的共鸣者，是鲁迅内在精神的外化。

因此，鲁迅在悼念范爱农的诗歌中写道：“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范爱农死去了，鲁迅顿时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如同尘埃一般空虚。如此说来，范爱农和鲁迅的世界密不可分、血脉相通。

范爱农不是个案，在真实的世界中，还有无数进步的知识青年。鲁迅借此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觉醒了又如何呢？娜拉出走后，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