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一位老师。

有研究者注意到，《藤野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题目经过了一番涂改，涂改前的题目是《吾师藤野》。无论是“先生”还是“吾师”都强调了藤野的教师身份。

鲁迅还曾经写过其他几位师父：第一位师父是个世俗气息浓厚的和尚，他是可亲可爱龙师傅；三味书屋中有一位方正、质朴、博学寿镜吾老先生，这是鲁迅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先生，鲁迅临终还写文章追念这位老师。

但在这些老师中，鲁迅给予最高评价的是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这样说道：“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一个“最”字写出藤野先生在鲁迅心目中无人能比的地位。

由此，我们迫切地想知道：藤野先生到底怎样伟大呢？与赫赫有名的章太炎先生相比，藤野先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平凡教师，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学术成就，正如鲁迅所说，“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鲁迅曾经用文字速写记下了藤野先生第一次来上课的情形。“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不仅其貌不扬，而且不修边幅，甚至闹出一个笑话。由于“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就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二声）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鲁迅也曾经亲自见到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生活中，藤野先生的外表是朴素甚至寒碜的。

那么是否，他对鲁迅有格外的关照呢？ 

有一个周六，他使助手来叫鲁迅去研究室。研究室中，藤野先生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正做着骨学的研究。他问鲁迅：“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之后，藤野先生真的收下鲁迅的讲义，亲自审阅修改。并约定每一个星期都要如此。当鲁迅打开藤野先生返还的讲义，内心的感受十分复杂。鲁迅一连用了三个词：“吃了一惊”“不安”“感激”，原来鲁迅交上去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修订了讲义内容的脱漏，连日文文法的错误也一一订正。就这样，一直继续到藤野先生教完了他所担任的所有功课。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功课认真负责，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

还有一次，藤野先生把鲁迅叫进研究室，当面指出鲁迅所绘制的解剖图不够严谨，血管被擅自移了位置。这样画虽然美观，但是与实物不相符合。他随即叮嘱鲁迅要严格“按照黑板上那样画”，因为“解剖图不是美术，我们没办法改换他。”这朴素的话语中包含着高屋建瓴的指导：做学问就应该遵循实事求是、严谨求是的原则。 

藤野先生对鲁迅不仅有学科专业上的辅导，还有文化风俗上的关心。

在解剖实习进行了一周之后，藤野先生叫鲁迅到研究室去，用极有抑扬的声调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藤野先生的这份担心，首先就表明他用心细致，关照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心理。后来，看到鲁迅顺利实施解剖，便放心并高兴起来，可见学生的进步就是藤野先生的快乐之源。

藤野先生曾经询问鲁迅中国女人的裹脚致畸的情形。裹脚是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待到鲁迅回答完毕，还一边叹息着，“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两问一叹，很具有藤野先生的风范，一面是细致追问、希望亲自考察，严谨且敬业；一面是悲叹中国女人的不幸，国际主义的关怀，令人感到温暖、人性。在藤野先生眼中，旧中国还有许多落后愚昧的文化，他热心帮助鲁迅，不倦地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不是为了母国而是为了中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科学学术的发扬光大。科学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在这里，藤野先生身上呈现出的超越了民族、国界的光辉，这其实就是科学的光辉。

藤野先生在日本昭和13年《文学向导》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文章反复提及记忆之模糊，有四五次之多，可见藤野先生对鲁迅并非印象特别深刻，或是寄予怎样的厚望。文章写道：“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周君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我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关于令鲁迅大受感动的著名的修订讲义一事，藤野先生也提起了，“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可见，修订讲义、文法是确有其事。但对于鲁迅的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却感到大为惊讶。

“我虽然被周君尊为惟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惟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藤野先生平淡的叙事看来，他只是履行了教师的本分，这一切并没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鲁迅则把这一切搬上了神坛，为藤野先生佩戴了崇高的光环。

这种落差让我们有点失望。失望之余，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师生之间普通的事务，在鲁迅主观世界里能产生了那么强烈效应呢？ 

藤野先生在文中给出了线索：“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

这就让我们注意到《藤野先生》一文，开头五段的闲笔其实并非闲笔，而是对于鲁迅处境的非常重要的提示。

说道鲁迅的处境，恐怕还要从鲁迅的故土一路说起。祖父下狱，父亲亡故，经历了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鲁迅在故乡绍兴饱尝了世人的冷眼。在遭到族人的排挤、流言中伤之后，他带着八元川资走异乡、逃异地，来到南京新式学堂求学，辗转几所学堂，末了，于学问上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不相见”。怀着这样的失望、惆怅、迷茫、无助，鲁迅来到日本留学。

藤野先生就指出，周君的同胞大多在东京留学。只有鲁迅一个人在仙台，因此，他是寂寞的。与同胞在地理空间的隔绝，是否是他精神寂寞的原因呢？

鲁迅在开头这样描述东京的留学生：“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fēi）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由发型入手，对这些封建遗少的扭捏作态，进行了无情、幽默的嘲讽。在生活做派上，鲁迅与他们也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清国留学生的住处，地板常常咚咚地响得震天。那是他们在学跳舞。到东京来，难道就是为了跳舞玩乐吗？这种吃喝玩乐的做派，鲁迅是非常鄙夷的。清国留学生的圈子，他无论如何也融入不进去。鲁迅的确如藤野先生所说，是孤独与寂寞的，但这种孤独寂寞并非由地理空间造成，而是精神上的距离。

于是鲁迅不愿留在东京，他在文中说：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因此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后来到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虽然受到特别的礼遇，但鲁迅对生活仍旧不太适应。先是受到蚊蝇的骚扰后来又要勉为其难喝下芋梗汤。

鲁迅在仙台，远离了他所鄙夷的清国留学生同胞，但并没有远离是非与歧视。根据藤野先生的回忆：“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它当成异己。”

最典型的的一件事是“漏题风波”。鲁迅在仙台，虽然努力，但因为到日本时间不久，日文还不扎实，因此学习吃力，成绩平平，成绩刚刚合格，用鲁迅的话说：“不过是没有落第罢了”，然而这样的成绩却还是引发了猜忌、招致了侮辱。一是学生会的同学来翻检我的讲义，一是鲁迅受到一封以“你悔改吧”为开头的责难匿名信。两件事情都是日本同学怀疑鲁迅那将将及格的成绩是作弊所得，是得到了藤野先生的漏题暗示。虽然经过调查，流言被熄灭，但鲁迅却对日本人的流氓逻辑愤怒不已：“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公然的民族歧视令鲁迅无法容忍。

藤野先生是在鲁迅身心的困境中出现的：故乡绍兴是那样的世态炎凉，南京的求学之路是那样曲折无望，日本的留学生活又让人感到孤立、屈辱。藤野先生对鲁迅的不经意的关心，就像黑暗中的一丝光亮一般，显得特别辉煌耀眼，因此在鲁迅心中激起层层波澜。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的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可见，鲁迅最初是怀着治病救人、报效国家、传播新思想的崇高愿望，奔赴日本的。在故乡绍兴，父亲被庸医延误病情，奇怪的药引和败鼓皮丸都不能医治他的水肿，丧父之痛使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医学科学的落后。鲁迅就希望将最先进的现代医学带回故土。

但“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原本的志向。这件事情非常有名，鲁迅在《藤野先生》《呐喊自序》《阿Q正传》俄译本序，三篇文章中都讲到事情的经过。

在上霉菌学课的间隙，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大多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他们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

往常，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鲁迅说：“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在讲完幻灯片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他说：“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变化了。”“变化”二字在《呐喊自序》中有更为详细的内心剖白。“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从文，自此走上文艺创作之路，意在通过艺术形象启蒙国人。对看客恶习的批判，贯穿鲁迅创作的始终。在小说《示众》中，在散文诗《野草·复仇》中都有丑陋的看客围观的场面。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更直言不讳地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 sù）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直到今天，网络上仍有大量热衷围观的看客，被戏称为“吃瓜群众”。“看客”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与中国人灵魂、骨髓紧紧联系的产物。可见，鲁迅以敏锐的眼光，超越时代的准确性，捕捉到国民性的根本。这就是经典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