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琐记”这个二字，是一些琐碎之事的合集，无足轻重。但读完全文，我们在诸多琐碎中又能拎起一条线索：这是鲁迅早年在国内辗转求学的经历，是他思想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时期。

鲁迅小时候在百草园中无忧无虑地玩耍，与大自然为伴。

后来启蒙读书，曾经在本家私塾、三味书屋按照科举应试的要求，接受过十一年的传统教育。

鲁迅刻苦用功，曾经在课桌上刻下“早”字，鞭策自己。他聪慧过人，深得先生的喜爱。关于读书，他总结了一套学习口诀，并书写到书签上：“读书三到：心到、口到、眼到”。外出回绍兴时，曾经被本家的叔辈拉去参加过科举县试，一次便考中了，而且名次较高，取得了复试的资格。

可见科举、传统教育，对于鲁迅并非是什么难事。

此外，周家是书香门第，对于教育后代有严格的祖训，在《五猖会》中我们知道，周家所用的开蒙书，就和普通人家不同。鲁迅是长子长孙，他的成长更是汇集了整个家族的目光。按照周家的传统，子孙的正路当然是读书-应试-中举-做官。

可是，鲁迅却拒绝了科举之路，毅然决然带着母亲准备的八元川资，往新式学堂去求学了。《呐喊自序》中说，这是：“走异路，逃异地”，所谓“异路”，就是不同于三台门周家传统科举的道路，所谓“异地”，就是南京。

鲁迅自己回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可见学洋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鲁迅的本家叔祖在南京水师学堂，他认为周家后人学洋学堂，有失身份，所以将鲁迅的名字由周豫才改为周树人，视作一种隐姓埋名。

可见，鲁迅去南京上洋学堂，这个举动，承受了来自社会、家族的巨大压力。

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鲁迅一定要走一条“异路”，去南京上“洋学堂”呢？

在文中，鲁迅回忆了离开故乡的导火索：与衍太太之间不愉快的经历。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一文中，衍太太首次登场，就是她催促我在父亲临终前大叫，致使我抱憾终身。此外，这个人物，品行不端：教唆孩子们做坏事：吃水缸里的冰凌、看黄色图书、鼓动孩子玩“打旋子”游戏。她建议鲁迅偷母亲的东西换钱，并且制造流言，致使鲁迅如同掉在冷水里，无法面对家人。于是做出了“走罢”的决定，鲁迅说：“S城人的脸早已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表面看来，鲁迅的出走，罪魁祸首就是这位害人精“衍太太”。但由衍太太，鲁迅迁怒于S城所有人，一瞬间看穿了他们的内在心肝。这并不合理。而且周作人就指出，父亲去世时，并没有这位衍太太在场。可见衍太太，并非是某一个衍太太，而是S城丑恶人性的艺术符号。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在这途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他曾经寄人篱下，被称为“乞食者”，在为父亲治病期间，他往来于当铺和学堂之间，受到人们指指点点，父亲亡故后，鲁迅在房屋分配一事上，感受到本家亲戚的欺压。这些事情，让他对故乡的世态炎凉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看清了S城人的心肝，看清了那些道貌岸然者的丑恶嘴脸，走上反叛的道路。

    1898年5月，鲁迅考入雷电学堂。这所学堂由洋务派创办，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海洋科学技术，中体西用，又叫海军军官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由于鲁迅之前读的是私塾，没有接触过新学科，所以入学成绩不好，被分在 “轮机班”。轮机班的学生不但将来要从事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而且在学堂里也受到歧视。

鲁迅到新式学堂来求学，就是因为对封建传统、科举教育感到失望。希望“寻求别样的人们”，看到与S城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可是他在雷电学堂却感到深深的失望。

一者，雷电学堂中有森严的等级。

等级思想是封建文化的糟粕，是封建压迫的精神依据。雷电学堂号称是新文化，但校园中却不见西方文明的自由平等，还是旧有的一套。不仅桌椅板凳的配置按照等级不同有所区分，而且高年级的学生盛气凌人，那副螃蟹一样横行霸道的做派，和中国的旧官僚并没有什么本质分别。

二者，雷电学堂中有不合理的教育理念。

雷电学堂秉承洋务运动的思想，中西结合，这里教授英文，也有汉文课。汉文课的内容，仍旧是灌输“颍叔考可谓纯孝也已矣”之类迂腐的旧思想。最不合理的是：水师学堂中竟然没有水。学校原本有一个游泳池，后来淹死两个学生后被填平。还在上面盖了一所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请一群和尚来做法事：念咒语，超度亡灵。如此迷信的场景，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新式学堂中，真是无比讽刺。鲁迅用“乌烟瘴气”形容它并不为过。

鲁迅在这里呆了八个月，便离开了。

鲁迅在1899年1月考入矿路学堂，编在矿路班，主要学习开矿。在这里的三年，鲁迅学习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科目，最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在这里，他的知识面大大拓宽了，眼界也变得开阔。在《呐喊自序》里，他写道：“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当时，矿路学堂的总办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俞明震。他不仅自己带头看《时务报》，还大力介绍新报刊。鲁迅多年后还尊称其为“俞师”。在他的推动下，看新书的风气在矿路学堂流行起来。鲁迅深受影响，他常常去书店买书，为了心仪的图书，甚至将所得的金牌也变卖了。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在文中，他回忆着那时的场景：“一有空闲 ，就照例吃侉（kuǎ）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他对看新书的畅快感受记忆犹新：“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在这个时期，鲁迅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洗礼。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进步的思想终将取代腐朽的观念。

矿路学堂本是培养开矿的专家，可是办校方竟然 “连煤矿在哪里也不甚了然”，于是陷入经费紧张，不得不将学校裁撤。鲁迅讽刺并凄凉地写道：“所得的煤只能供两架抽水机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两清的账。”这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呢？

鲁迅现身说法总结自己在国内洋学堂的所得：“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奖，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吗？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于是只好用《长恨歌》里的话来自嘲：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在南京的四年时光在鲁迅的一生中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时期，一方面，他看到中国洋务学堂“换汤不换药”、“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办学弊病，一方面，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启蒙。这些经历，为后来改造国民性、进行反封建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