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屡屡涉及家庭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可是鲁迅却让“父亲”多次缺席。《祝福》中的阿毛、《明天》中的宝儿，都是由寡母单独抚养。《狂人日记》中的“我”只有大哥，《长明灯》中的“疯子”只有伯父，都没有提到父亲。

鲁迅的这种“残破家庭”的情节安排也许与他“丧父”的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根据《鲁迅先生年谱》记载：周伯宜1896年因病去逝，鲁迅15岁。

鲁迅父亲的辞世与周家的一场巨大变故有关。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由于“科场贿赂案”被捕入狱，由此家道中落。为了给他减刑，疏通关节，周家求上告下，花费了大量钱财，经济状况大不如前。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受到牵连，秀才的名分被革去，并且科考的资格也被永远地取消。在古代，读书人的科举之路一旦被断绝，读书做官的希望就破灭了。由于前程无望，他郁郁寡欢，不但借酒浇愁而且吸食鸦片，脾气也随之变得古怪，时不时就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最终大病不起。

祖父入狱让周家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为祖父四处奔走、为父亲求医治病的大量花销，又让周家“雪上加霜”陷入经济的困顿。

在《五猖会》中，父亲的形象威严可怕，鲁迅还是一个嚷着要去看赛会、刚刚接读书识字的小孩子。可是在《父亲的病》一文中，父亲以患病者的身份登场。随着错误的诊疗，他病情不断加重，逐渐衰弱直至死亡。

鲁迅的生活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鲁迅原本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少爷。现在，他却变为了备受亲戚冷遇的“乞食者”，承受着耻辱。在家族分房会议中，鲁迅一家孤儿寡母，受到族人不公待遇，分得的房子又小又差，鲁迅拒绝签字，受到长辈们的斥责。鲁迅在冷眼和欺凌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

在父亲患病后，作为长子，鲁迅理所当然地背负了家庭的重担。

鲁迅经常奔走于当铺、药铺之间。

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者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还要与国手名医“周旋”，按照他们的药方，花费大量时间四处搜寻奇特药引子，例如到河边挖掘冬天的芦根，到百草园翻开石头捕捉原配的蟋蟀……

鲁迅踊跃地为父亲治病，对于“名医”的治疗曾经寄予希望，但愿望却不断落空。他睁睁看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饱受病痛折磨。这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治病到面对死亡经历了一个病危的情节。

父亲已经病到“躺在床上喘气”的危重地步，于是花费10个大洋，特拔名医来诊治。药煎好了，灌下去，却从口角回了出来。一个 “回”字，说明药物已经不能入口，病已经无法医治，暗示父亲的离去已成定局。残酷的现实、鲁迅的无力，都在这个“回”字里了。

文章最后详写了父亲临终去世的情形。成年鲁迅在叙述中理性地分析着应该怎样对待死者，不能医治的，应该按照人道主义的思想，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当场景切换到，少年鲁迅，叙事的节奏骤然紧张起来。一边是衍太太反反复复的催促我“快叫呀！”“还不快叫？”“大声”“叫呀！快叫呀！”有四五次之多。一边是我连续不断地呼唤着“父亲！”，直至他咽气。在原文中，鲁迅用了14个惊叹号。由此，我们能够感觉到，少年鲁迅是多么张惶失措、惊恐万分。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孩子在病床前声嘶力竭、不知所以地呼喊父亲的样子。呼唤父亲，有鲁迅内在的本能的因素。哪个孩子不害怕失去父亲呢？

衍太太指挥我叫嚷，这是按照民间的丧葬习俗。“叫魂”仪式，传说可以将死者的魂魄叫回人间，延长生命，表达亲人的不舍。可是这嚷叫终究是增加了亡者的痛苦。鲁迅在文中说，听到我叫嚷的父亲“平静下去的脸又忽然紧张，仿佛有一些痛苦。”他喘着气，对我说“什么呢……不要嚷……”。这分明是艰难地向我表示，他不愿意、不喜欢听到我此时的大叫，他希望自己能安详地闭上眼睛。而我却不顾父亲的反对一直叫到他咽气。鲁迅对此感到不安、愧疚，在文章的末尾，他忏悔道：“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通过父亲的亡故的经过，鲁迅不单进行了忏悔的回忆，还顺带批判了中国旧式丧葬文化对人造成的折磨。他在原文中进行了中西对比。

中国的孝子贤孙总是在非常意礼节，在父母病危之时，会买人参煎汤灌下去，让父母多喘几天气。咽气之前，子女应该给父母换好寿衣，让逝者手中拿着佛经之类的吉祥物，还要大声“叫魂”，尽可能延长父母的生命。这些行为虽然宣称是合乎礼节的，是“孝顺”的表现，但是却对死者的感受不管不顾。比如，鲁迅的叫魂虽然合乎规矩，却给父亲带来了痛苦。 这也可以看做是现身说法，对丧葬礼仪表示嘲讽。

西方的思想是不同的：“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面对不治之症，首要的并不是拖延生命，而是减少死者的痛苦。在文中，鲁迅借个人经历，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听着父亲的“颇长久”“吃力”的喘气声，感受到父亲受到了巨大的折磨，自己却不能帮忙。于是，他出于“很爱父亲”的想法，而只能希望父亲快一点喘完，少受点折磨。

相比较而言，旧式的丧葬文化善于做表面文章，其实，让父母在最后的时刻能够保持安详、体面、舒适，这才是符合人性的，是子女应该重视的。

在这篇文章中，比丧葬文化更显落后愚昧的是中国的医学。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说过：“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话说得很绝对。追究起来，也许就与鲁迅父亲的亡故有关。鲁迅本人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都不相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父亲的病的缘故罢。”

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给父亲治病的前后有两位绍兴名中医。他们是否是合格的医生呢？

首先看医德。第一个名医，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名叫姚芝仙。他为人诊病的时候漫天要价，将诊金抬高到100元，趁机敛财。诊治时却 “草草一看”，并不重视，待到复诊时发现自己已经把人治死了，仍旧从从容容，可见对生命的漠视到了什么地步。正是这名医生为鲁迅父亲诊病两年之久，毫无效验。到危机时候，将病人推荐给另外一位叫陈莲河的医生，以便摆脱干系、推卸责任，明明病情不断加重，医生却说“不要紧”将会“格外好得快”，这实在奸猾。

再看医术。文中具体讲了许多荒谬的治疗方案。“先知秋气”的梧桐叶可以治疗难症。“蟋蟀一对”必须是一窠的原配夫妻，才能发挥药效。用丹药点在舌头上可以祛除百病，因为“舌乃心之灵苗”。用破鼓皮做成的“败鼓皮丸”，治疗鼓胀。待到无法医治，则以“医者医病，不能医命” 作为遁词，将责任推给前世宿命，还要扯出“冤愆”鬼神来为自己的无能遮羞。

鲁迅在行文中对这些庸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批判。对于“蟋蟀须原配”的严格规定，鲁迅说：“昆虫也必须讲究贞节，否则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令人哭笑不得。当陈莲河建议周家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致病的“前世”冤愆（qiān）。鲁迅随即批判道：这些人是轩辕岐伯的门徒，几千年过去，仍旧没有进步，还是“巫医不分”将医学与巫术、迷信混为一谈。

可是，这样的庸医在耽误了无数人的病情后，仍旧红红火火。比如陈莲河一面行医看病，一面还办刊物抵制现代西医，鲁迅就看见他 “坐在快轿里，飞一般地抬过”，十分活跃。这样的庸医，却大有市场，得到许多人的信任，说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故弄玄虚的骗人本质。这是多么可怕而惨痛的事实。

鲁迅在小说中，多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些害人的庸医。

在《狂人日记》中，有一位“老头子”，“他满眼凶光”，“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医生原本是治病救人，这里却反而充满杀气，一副阴险诡诈的样子，这正是医生的形象。

在《明天》中有一位亦巫亦医者叫做“何小仙”，这个名字大有意味，为鲁迅父亲医病的两位庸医原名分别是姚芝仙、何廉臣。何小仙就是两人的集合体。单四嫂子发现他的“指甲足有四寸多长”，由此认定此人医术高明，认为“宝儿该有活命了”。作者借单四嫂子的评价，对庸医、对中国的民众的愚昧，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父亲的去世”是鲁迅少年生活的重大转折点，给少年鲁迅的身心带来了创伤：有失父之辱、有失父之痛、还有失父之愧。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家道中落，父亲亡故”这样的经历固然是不幸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回忆了这段过往，并指出，“所回忆者，便成了《呐喊》的来由。”，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是父亲的病，构成了鲁迅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