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猖会》记录了鲁迅少年时候的一次家庭风波。少年鲁迅正准备到东关看盛大的五猖会，可是父亲却突然出现，命令鲁迅必须先背《鉴略》，否则不可以出门。

由此一来，看五猖会与背书两件事形成了矛盾冲突。结果孰胜孰败呢？

一方面，鲁迅经过一番摇头晃脑的记诵，胜利完成任务，冲破阻挠，仍旧去看会。这是看五猖会战胜了背书。

另一方面，背完书的鲁迅，虽然去看会，可是心情却与之前大不同，对于五猖会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乃至成年后完全失去了印象。

这场冲突有点古怪。明明周家已经提前预定了“三道明瓦的大船”，还准备了饭菜、茶饮、点心，又有工人保姆跟随。这说明鲁迅的父母应当是同意鲁迅去看五猖会的，为什么又突然提出背书的要求呢？

根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的回忆，鲁迅的父亲周凤仪并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严厉古板。他给孩子们买过诸如七巧板之类的许多玩具。鲁迅放学回来画画、糊纸盔甲也从未受到父母的干涉。二弟周作人认为，父亲不至于如此不近人情。

背书成功通关，又能去看心仪已久的五猖会，应该大呼“万岁”才对，为什么会完全失去兴趣呢？

那么，是鲁迅记错了吗？ 

我们需得仔细研究一下这场风波中，冲突的双方。

五猖会是怎样的会呢？首先名目就很奇怪。尤其，“猖”字，有贬义。犬尤旁是表示动物的，有时候用来表示对蛮夷民族的蔑称，怎么能用来形容神仙呢？可见并不是什么有官方编制的正统神仙。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在庙里接受香火的时候居然还带着太太。鲁迅指出，这些太太“不分坐”，是不合乎礼仪规范的。其实，不合乎礼仪规范的，又何止五位太太呢？根据记载，五猖会所供奉的五位神仙都是邪神，经常“非礼”妇女，做出越轨的事情。与之并列在东关的还有一座梅姑庙，庙中女神仙的经历更加荒唐，因为守节而成神，成神后却一改“贞洁”面目，夺走了别人的丈夫，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这在封建正统道德看来，简直是惊世骇俗、天理不容，但这一男一女却塑在梅姑庙，公然享用着香火供奉，不但如此，还要眉开眼笑，展示甜蜜、幸福，实在大胆极了。鲁迅在原文中点名：这殊与礼教有妨。意思是东关这两座庙中，神仙的所作所为，与礼教是不相容的。对这些神的祭祀，也就是民间赛会，并没有得到官方支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在绍兴农村，百姓并不看重所谓传统礼教，仍然将这些邪神作为自己的祈求对象，在中元节就要供奉他们，鼓乐齐鸣，杂戏相随。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妇孺们不可以看，士子读书人不屑于看，参与其中的是游手好闲的人。

由此可见，五猖、举办五猖会、观看五猖会，这三个事物没有一样是符合传统礼教要求的。

鲁迅在原文中用幽默的语调为他们开脱：“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父亲让鲁迅背诵的这本书叫《鉴略》，是清代人写的一本四言韵书，内容讲的是盘古至明代的历史。这并非是一本普通的读物，对于周家有非常特殊的含义。据周建人回忆，覆盆桥周家三台门的教育严格依照祖宗的规定，以《鉴略》作为启蒙读物。可见，这一次背书是有周家祖训可依的正统教育。背诵《鉴略》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就是为以后的科举考试、打下基础，标志着鲁迅向“读书-科举-做官”这条中规中矩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向我宣布这个读书任务的人是父亲。在中国古代，“皇权-父权-夫权”形成了稳固的权力体系。在家中，父亲的权威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他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因此，我面对父亲的权威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只能乖乖从命，把我喜爱的五猖会暂时搁置一边。在我背书的时候，母亲也不能营救，只得在一旁静候，这又是对妻子对夫权的服从。在家庭中，儿子听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这是符合三纲五常的正统道德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观看五猖会与背诵《鉴略》，不仅相互对立，而且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前者是违背礼教的大解放，而后者恰恰是要树立礼教正统。由此，我们推测，这是一场鲁迅刻意安排的寓言式的冲突。

最后，我终于很有把握地背熟了《鉴略》，并获得了父亲的认可。至此，父亲与《鉴略》所代表的礼教世界对我完成了一次洗礼与重塑。尽管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此时，我的精神世界已经“梦似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被驯化之后的我，不再是一个童真的我，对五猖会的兴致也随之被破坏。不仅如此，关于看会的一切，竟然在记忆中不留一点痕迹，而背诵《鉴略》却分明如昨日。这是正统礼教的胜利。

在文章的开始，作者不惜大费笔墨，三次描述记忆中的迎神赛会。为什么要写三次之多？

第一次，写迎神赛会，作者看到的其实只是赛会的尾声。“伸着脖子等候多时，可是却只见所剩的寥寥仪仗：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者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伸着脖子等候”极具画面感，写出期待之情。“于是，完了”，朴素简单的话语中，又包含了对赛会尾声草草了事的不满、失望。作者希望“这一次”比“前一次”更繁盛一些，不过这样的愿望一直无法得到满足，只能花一文钱买下一个叫做“吹嘟嘟”的玩具留作纪念。这个玩具制作简陋、声音刺耳，可是作者还能不厌其烦地吹上两三天。虽然无聊，但恐怕也包含着一点儿童的期望。在这个段落，作者用“往往”“常”“总是”“也总是”表明这种“先盼望后失落” 的情形是周而复始的。 

第二次，写到迎神赛会是转述书本上的记载。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到了迎神赛会的豪奢盛况。鲁迅读到此书，大为羡慕，一番列举铺排，如数家珍。并且评价道：“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已经和名社一同消灭了。”使鲁迅感到生不逢时，有无限的遗憾。

第三次：鲁迅先是写到，他从游手好闲之辈那里热心听取赛会的知识。接着，是偶然一次，亲眼见到比较隆重的赛会：其中有塘报、高跷、马头……虽然场面比不上《陶庵梦忆》的记载，但是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羡慕之情。鲁迅以孩子的口吻夸张地写下自己的心理：“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并且希望自己“生一场重病”使母亲到庙里许愿，换取一次参与赛会，扮“犯人”的机会。在成年人看来，这无比荒唐，但对于儿童，却是真切的盼望。

总而言之，三次写迎神赛会，或失望或遗憾或羡慕，不变的是我对赛会强烈的盼望，热情的期待。这些铺垫写足了，当我得到机会，去看全县最盛的“五猖会”时，可以想见我的心情。我“笑着”、“跳着”无比愉快、无比激动，“我催促工人们要搬得快”，因为我已经急不可耐了。

这样的写作安排与我心路历程两相呼应。以先前盼望、兴奋，比对后来的压抑、失落。

这样的突然转变，让我们不由得好奇：在背书的环节，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磨难？

当父亲突然出现，我便紧张忐忑起来，似乎预感到，将要有什么不幸降临。之后，他宣布背书的任务，我虽然已经有了一点思想准备，但仍然如闻噩耗：“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我一下跌落到冰窟，兴奋的火苗全部熄灭。

背诵的过程伴随着极大的折磨，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从他的叙述中不难感受到。鲁迅说，“我一字不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的被逼无奈：一者，命令是来自父亲的，不能违抗。再者，背不下来，就不能去看五猖会了。可是，在我完全不懂的情况下， 强记着，背出来，这实在强人所难。这段话里就有小鲁迅的抱怨。

作者再现了背书的场景。“‘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

“‘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所以，只能硬记。于是鲁迅拖着唱腔往下念道：“‘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仿佛和尚念经。两个“呵”的妙用把我的痛苦、抵触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独有场景，鲁迅还描写了自己的心理。

“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这一句有两个比喻都精彩极了。用铁钳子把自己不懂得古文硬生生夹住，拖到自己的脑袋里。将死记硬背的过程高度形象化。百静之中，只有我诵读的声音孤单地响着。此时明明是夏日、白天，我却感觉自己的声音像在深秋、夜中。深秋的蟋蟀，发出将要消亡的哀鸣。鲁迅将这种声音与自己背书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可见此时鲁迅当时的心境是多么无助绝望。

在文章的最末。鲁迅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在诧异什么呢？

父亲管教孩子，逼着孩子必须先背书再出去玩。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今天仍然是家长便饭。父母要求孩子先写完作业才能玩手机。这无非是“望子成龙”之心。有什么可诧异的呢？

倘若鲁迅以七岁孩子的视角表达诧异之情倒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诧异”分明是成人鲁迅所表达出的。

这恐怕并不是诧异而是一种比较客气的批判。

鲁迅一向重视儿童教育。他说这是“极伟大的要紧的事，又是一件困苦艰难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孩子代表了未来。改造国民性须得从儿童教育入手。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给出了更为明确的方向：“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所谓“黑暗的闸门”，就是摧残人性的旧文化，做父亲的要为孩子顶住这道门，让他们在宽阔的、自由的氛围中成长。保留住天真童心和美好的人性。这是幸福的度日、合理做人的前提。

在同学们熟悉的课文《背影》中，我们一方面感动于父爱的深沉，一方面感叹于父与子之间隔膜的深重。即使多年后，朱自清理解了父亲，最终也只能发出“不知何时才能与他再相见”这样的感慨。爱与隔膜相互交织着，这是典型的中国旧式父子。《五猖会》中鲁迅的父亲、《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父亲，都是一样的“望子成龙”，却一样地对孩子造成了压制、伤害。我们究竟怎样做父亲，如何走出旧式父子的阴霾，《五猖会》启发着我们不断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