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目来看，狗猫鼠是三种不同的小动物，大致依照原文的写作顺序而先后排列。其中的核心则是关于鲁迅对猫的仇恨。在详写与猫的恩怨是非之前，文章先写了狗。

这些小动物，并不是闲来无事打发时光的玩物。文章开篇先点出当时的一场论战风波：鲁迅此时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笔战方酣。《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讽刺军政府的御用文人是“落水狗”“叭儿狗”，并呼吁大家痛打落水狗。在另一篇《兔和猫》中说起自己仇猫。于是论敌利用这两篇文章攻击鲁迅，逻辑是这样的：通常，仇猫的应该是狗，鲁迅承认自己仇猫，所以鲁迅就是狗，狗竟然还要呼吁 “痛打落水狗”。按照鲁迅的脾气，论敌发出挑衅，鲁迅自然要应战。表面上，鲁迅借覃哈特博士《自然史底国民童话》一书认认真真做起了一番考据：狗受到其他动物的委托，依照“驼背”这个特点去寻找象，猫弓起背来，于是狗指猫为象，受到大家的嘲笑，这样一来，狗就迁怒于猫，狗仇猫由此而来。鲁迅先生讲这个趣味的故事，紧接着将猫狗的矛盾，归结于狗的“没眼力”，  由此，反击一笔，讽刺这些名教授们才是没眼力的狗，而闹了笑话。

在谈狗的部分，鲁迅用“名人”、“名教授”、“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这些称谓来称呼论敌——现代评论派。这些称谓取自论敌自己的文章，比如“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是徐志摩对陈西滢的尊称，“名人名教授”是陈西滢的言论。然而事实上，在鲁迅的眼中，这些所谓的“名人名教授”“前辈”们恰恰是最为丑恶的：他们支持黑暗的军阀政府，支持镇压革命。他们分明是阿谀奉承御用文人，却被称为“名人”“名教授”。这样就构成一种有力的反语、暗讽。鲁迅在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就批评过这些御用文人：“它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可见，无论是狗还是猫，总而言之，是阿谀而且丑恶的。

狗、猫、鼠三者中，猫是上文“落水狗”的另一个化身，而且是作为邪恶的典型出现的。猫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甚得宠。在民间，十二生肖有狗、鼠但没有猫，在“猫鬼”的故事里，猫还有谋财害命的劣迹。在史书《新唐书·李义传》中，有一个“笑里藏刀”的反面人物，被时人称为“人猫”，可见，猫在中国古代就是个阴险的两面派的代名词。鲁迅续接了这个审美的传统。将猫的形象与御用文人的丑恶形象相联系。

鲁迅义正言辞地宣告了他仇猫的几大原因。

其一，恃强凌弱。“猫的性情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这颇与人们幸灾乐祸，慢慢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鲁迅点出，猫折磨雀鼠，是一种倚强凌弱。军阀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也是倚强凌弱，而御用文人却站在军政府一边，为之摇旗呐喊，而并不同情受害的学生，性情与猫类似。

其二，谄媚。“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猫虽然残忍凶狠，常常捕食雀鼠是，是和狮虎一样的凶手。但是一扭脸，却常常做出谄媚状。这里，猫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分明的。现代派文人，对于青年学生异常凶狠，但是对于军阀政府却媚态十足。

其三，聒噪的奇谈怪论。“他（猫）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这也是指向了现代评论派，叫嚷嚷，将那些奇谈怪论强加于无辜的人。这不就像猫配合时发出嗥叫那样“不知羞耻”吗。

这大半篇幅的议论，表面上在做自我剖析，归纳仇猫的原因，其实笔锋早已经指向了对黑暗丑陋力量的批判。倘若这样一直写下去，文章的体裁就成了杂文。然而这终究还是旧事重提，还是回忆文章，于是鲁迅收住关于仇猫的议论，牵出一件关于小隐鼠的有趣味的往事。

不过，在讲故事之前，鲁迅特意将老鼠进行了分类，坏老鼠和他喜欢的小隐鼠是不同的。鲁迅说这些坏老鼠，啮破箱柜，偷吃东西，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比名人教授还要轩昂。这里的老鼠做了坏事，却还要叫上蹿下跳，聒噪地叫嚷，轩昂着大摇大摆，故作姿态。可见，与上文的狗、猫是一样的卑鄙无耻。这种以动物来比喻人的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是经常出现的，比如鲁迅曾经自比“老虎”，将具有奴性的知识分子说成是“挂着铃铎的山羊”。这种手法，既是直观形象，又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具有曲折迂回的效果，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回忆了自己从小就喜爱隐鼠。熬夜等待隐鼠的婚礼，充满了儿童的天真好奇。后来，鲁迅意外得到一只隐鼠养作宠物，这是富有戏剧性的：在隐鼠在遭到天敌蛇的攻击后，奄奄一息，然而经过一番救治照顾，竟然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于是，这只小隐鼠和小鲁迅就成了亲密的朋友。隐鼠沿着人的腿爬上桌面，捡食菜渣，舔食碗沿，吃掉砚台上的墨汁。这些都给童年的鲁迅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小隐鼠活泼可爱，可是却是一个弱者，它先遭到蛇的攻击、好不容易活下来，最终还是无缘无故地，被夺去了生命。少年鲁迅充满正义感、富于同情心。当他从长妈妈口中得知隐鼠被猫吃掉的消息，不由得恨透了恃强凌弱的坏猫，于是他在心中燃起了向坏猫复仇的念头：“当我失掉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本来猫吃鼠，这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鲁迅竟然大为愤怒，表示要“复仇”。文章的后面还提到了鲁迅与猫旧隙夹新嫌，对猫使出“更辣的手段”。这愤怒与辣手，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其实，如果我们熟悉鲁迅的其他作品，就可以发现，对鲁迅虽然一向冷峻，但笔锋一触及小隐鼠、小兔子、小鸭子这些弱小雏幼的动物，就会从笔尖流露出着无穷无尽的温情、爱意。比如：在《兔和猫》中，对兔子的描写“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的时候安心了。”当乌鸦逼近的时候：“他们便弓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一弹，砉（花）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这些小动物充满活力，代表着美好的生命。我们从他的有声有色的语言中就可以体会到，写作者对于这些小动物的怜爱。鲁迅一向关注底层的生命、同情弱小，连一只小小的苍蝇被蝇虎捉住后发出的“吱吱”挣扎声，都会引发他的思考。当无辜美好的生命受到无端吞噬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格外的痛心。

鲁迅式的复仇，是由怜悯弱小作为基础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同时，鲁迅不无悲哀地发现，当美好生命受到侮辱损害的时候，中国人常常是麻木冷血、“善于忘却”的。在《兔和猫》中，两只兔子惨遭大黑猫杀害，这是一个悲剧。可是当幸存的小兔子长大了，大家又都高兴了。灾难轻易地被忘却。既然，兔子的死去可以被轻易的忘却，人的悲剧也一样，可以被漠视。鲁迅早年在从事中国小说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中缺少反抗之声，常常以皆大欢喜掩盖矛盾冲突。这大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忠恕之道”有关。可是，这无形之中，就姑息纵容了恶势力。鲁迅呼喊着，“复仇”，这其实是要唤醒中国人麻木的灵魂，呼吁对黑暗势力的彻底反抗。就像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那样：“一个都不宽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复仇又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启蒙。日本学者增田涉说：“我认为他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是辛辣的，有时甚至于是恶骂的笔锋，实际上是他对本国和本国人民热烈的爱的一种变形。”在鲁迅的复仇中，有浓烈的恨，同时也有深沉的爱。鲁迅的爱恨常常是交织着的，这是鲁迅特有的情感哲学。他在《华盖集·杂感》中就这样说道：“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爱恨交错纵横，形成一种矛盾的特殊的美学意味。

在三种动物的相关讨论中，“仇猫”是核心。鲁迅的仇猫，具体来说，是对御用文人丑恶行为的影射，这并不是鲁迅的个人恩怨，因为，本质而言，这也是对一切的虚伪丑恶行为、一切黑暗力量的的憎恨，是对人性的反思。

在《狗猫鼠》中，有一段“人禽之辨”，更为直接地点出了他的人性反思：“在动物界，……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这里虫蛆虽然不干净，猛兽虽然凶残，但是并不自鸣清高，标榜自己的公理正义。而当时的现代派御用文人也是“不干净的”“凶残的”，而是他们却常常把“公理”和“正义”挂在嘴边，用虚伪的面具来掩盖穷凶极恶的面孔。他们虽然是进化了的人，倒还不如虫蛆与猛兽。人类在技术上进步了，道德上却堕落了。

从篇幅上看，这段对往事的追忆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一般来说，回忆散文多侧重描写生活的场景场面，人物的音容笑貌，具体的情节细节的描述。倘若从一般回忆文章的角度来看，结构不甚合理，前面的引文实在太长，显得头重脚轻主次不分了。其实，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开篇的论战并不是为回忆服务的铺垫，而是回忆反过来为论战服务。那一段段对正人君子的讨伐，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天真无邪的回忆，也是为了解释“仇猫”而服务的。李长之曾经说《朝花夕拾》名为散文其实是杂感。整本书，最符合这个判断的就是《狗猫鼠》。不过鲁迅向来是文体创造的开拓者、实验者。在小说集《呐喊》中，几乎每一篇都有新的形式。

茅盾就曾经称赞他：“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朝花夕拾》中的《狗猫鼠》就尝试了将杂文与回忆性散文相互结合的新写法：以议论开头，又以议论结束，中间穿插回忆。

这种写法对于写作者而言，颇有挑战性。议论部分代表的是中年的鲁迅的所思所想，回忆部分代表的是少年鲁迅的所见所闻。两种视角有很大距离，必须转换自然、衔接顺畅。

文章频繁往返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其中可以看出鲁迅巧妙的布局安排。

鲁迅先从现实入手，以“仇猫”借题发挥，讥讽现代派人士的丑恶嘴脸。接着笔锋一转，由现实回望过去，在这个转换的节点，鲁迅写道：“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仇猫还可以追溯到童年的趣事。从叙述结构上看，这段话巧妙地起到了过渡作用，让文本顺畅地由现在向过去流淌，今天的我忽而变成了昨天的我。

当我不无悲凉地叙述到隐鼠之死。由叙转议，语调也自然地转回现在：“这确实是先前没有料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始终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这在结构上，很巧妙地照应了开头的“仇猫”，作者想要表达的批判性情感也在看似平和的语调中自然荡漾开了。

鲁迅以现实的姿态与黑暗势力针锋相对，又以温暖的笔致重温儿时的趣味。却能处理得不露痕迹，可见其行文布局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