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铸就丰碑——陈国桢
陈国桢，广东顺德人。1908年出生。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秋，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学主任。
陈国桢对消化系统疾病和代谢疾病进行深入研究，是我国较早开展消化疾病研究的学者。1939年，他赴美国先后在斯坦福、芝加哥等大学医学院进修消化病学和进行科学研究。1940年归国，并首次将硬式胃镜技术带入国内。
陈国桢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顾问，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科学评议组成员、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医学专业编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代表和第五、六届广东省人大常委。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在广州病逝。
来到古朴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笔者见到了陈国桢教授次子—陈伟达先生。在表明来意后，陈伟达先生戴上眼镜，边翻看父亲的照片，边为我们讲述陈国桢教授跌宕起伏的一生。南粤长风轻抚着悠悠珠江水，历史的卷轴缓缓展开，在陈先生的讲述中， 我们走进了国内消化内科奠基人——陈国桢教授的人生故事中。
陈国桢与孙逸仙纪念医院
陈国桢教授祖籍广东顺德。1908年6月20日生于香港，早年随父亲侨居越南，1919年回国进入广州岭南小学。少年时期的陈国桢天资过人、聪颖好学，受家国时势影响从小便立志投身祖国医学事业挽救同胞生命。坚定理想之后，陈国桢便朝着目标进发，经过几番努力之后，1925年陈国桢顺利进入岭南大学医学预科学习，1928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国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33年，陈国桢获得协和医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成为中国较早开展消化疾病研究的学者。而后在1939-1940年间，陈国桢曾先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等著名医学院校研修，后回到北平协和医院继续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并首次将硬式胃镜技术带入我国，为消化道内镜术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陈国桢教授赴美进修
1948年秋，陈国桢接受广州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和岭南医学院李廷安院长邀请来到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之一）医学院任内科学系主任，继任博济医院副院长和副教务长。1949年广州解放， 陈国桢放弃友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毅然放弃待遇优厚的出国工作邀请，决心留在国内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陈国桢便开启了在孙逸仙纪念医院为医学、为患者奉献终生的漫漫长路。
博济医院是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是孙中山先生曾经行医的地方，其创办历史悠久、在医学界享有盛名。陈国桢当时为能在博济医院行医而倍感自豪。
走到博济医院旧大楼正门厅上方的二楼，陈伟达先生说:“这就是当时父亲的办公室。在这里，父亲认真处理日常工作、潜心钻研医学难题，救治病患不计其数。”
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在院系调整中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于1957年更名为中山医学院，陈国桢也积极投身于建设这一所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医学学府。在著名的革命家、医学教育家柯麟院长的领导下，陈国桢和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使学院迅速成长壮大，短短几年内就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被卫生部认可为全国四所重点医学院校之一。当时，中山医学院是被卫生部认可的全国四所重点医学院校之一。陈国桢教授本人也被评为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被邀请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陈国桢教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此外，陈国桢还参加了历次全国教育改革会议，参与和领导了医学院教学计划和内科学的教学大纲的修订和统一工作。
1956年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内科学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论文宣读，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在主持医学院的工作中，陈国桢不遗余力大力倡议，并促进了广州市内医院间的技术合作，团结广大医务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这活跃了广州的医学学术活动，同时为医学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基地以保证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陈国桢与患者
中年的成就源于青年的勤奋。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青年时期的陈国桢发奋苦读，很快就在内科消化学科取得不错的成绩，成为当时北平非常有名的内科医生。陈伟达说，父亲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句话：“在医院里，很多病人都说‘如果有陈大夫在就好了’。”这句话来自患者心底对陈国桢的评价。在他看来，一名医生被患者需要和认可是一件无限光荣的事。
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还要有对病人的慈悲之心，同理之心。日占时期的北平，烽火狼烟四起，街上每天都会有人因疾病和饥饿而失去生命。陈国桢清早推开门常会看到有人倒在胡同口。看到卧倒在地的病人，他总请人帮忙将病人抬到诊所里并亲自给病人打葡萄糖、喂食热粥进行细心的诊治和照料，等病人恢复过来可以上路了再送他们离去。
陈国桢一生诊治过病人无数，无分贵贱，他从来一视同仁。在他的眼中这些人都是同样的身份—患者。他曾对长子陈伟光说：“治好病人是医生的天职，我们不能着眼于病人的身份。”
在为病人看病时，他一定要亲自问诊、查阅各种检查报告才给出结论，并且不辞烦劳，每次都详细地记下病历，方便对症下药，追踪病人的病情。
他曾帮一名辗转求医的病人发现问题“症结”，在看病时发现他的脚底有一个几乎已经愈合的针孔样小伤口，经过仔细询问发现，病人几天前在工作时被钉子扎过，在后面其他医生的诊治过程中，这个不起眼的小伤口从未被发现。陈国桢根据从医经验和认真斟酌认定病人感染了破伤风厌氧菌，并按此对症治疗，患者很快得以痊愈，最终解决了患者多日得不到正确诊治的难题。
文革后期，陈国桢在内科门诊当住院医师，他一心扑在治病救人的医学事业上。在当时，陈国桢一天要看90多位病人，相比以往每位医生每天只看10多个病人，陈国桢的工作量多了好几倍，但他依旧坚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使命，兢兢业业，详细问诊，耐心和病人交流，待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况后再对症下药。
在当时，门诊病历被错误地取消，陈国桢仍坚持每天用自己的小本子为病人记录病历，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但是陈国桢从来不考虑个人辛苦，而是认为只要对病人好的，他都愿意去做。陈国桢的这个做法帮助病人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他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得到病人的如潮好评和赞赏，这也使他成为了当时患者心目中的好医生。
陈国桢教授（左一）与科室同事讨论患者病情
陈国桢与学生
加拿大皇家内科学会院士尹浩繆曾经回忆起与恩师陈国桢的交往。1957年，当时在中山二院工作的尹浩繆因为某些原因被定为右派。接到消息后，这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非常苦闷与彷徨，他来到陈国桢的办公室回复陈国桢交给他的查找外文资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陈国桢追问原因。尹浩繆终于忍不住泪盈于睫，支支吾吾道出了实情。陈国桢生气又无奈，他把尹浩繆送至门口，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孩子，不要难过，要珍惜自己。记住，你今天从这里倒下去，明天你要从这里站起来。”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陈国桢并没有选择独善其身，相反，他给了这位年轻人弥足珍贵的支持和鼓励。他的这句话如漫天黑暗中的一束亮光指引着尹浩繆在每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咬紧牙关继续前行。
学生朱兆华也曾回忆求学路上老师陈国桢教授给予自己的指导和鼓励：“恩师亲自给我安排各种学位课程，亲自带教我参加临床查房和病例讨论，安排消化科的老师教我消化内镜操作。”在毕业之际，陈国桢教授亲手赠给他一只钢笔，在笔杆上刻字“朱兆华研究生毕业留念，中山二院消化组”。直到1993年，朱兆华离美回国，还专程去看望陈国桢教授，与他在寓所促膝谈心。
陈国桢与孩子们
陈国桢育有两子，长子陈伟光，次子陈伟达，陈国桢的大儿子现已去世，小儿子也已年逾七十。陈国桢的两个儿子在父亲的良好教育和熏陶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谈及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次子陈伟达总是感触颇深，认为父亲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给幼时的自己很多启蒙。在采访的时候，老人家特意带了父亲的相册，戴上眼镜，映着黄昏时柔和的阳光细细翻看每本相册，分享父亲的求学、家庭、从医经历。在外人看来，陈国桢是一位卓越的医学大家，而在儿子陈伟达心目中：“我父亲言语不多，但是很慈祥，对我们的教育十分关切。”
陈国桢教授（左二）与家人
在儿子陈伟达的眼中，父亲不苟言笑，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颇为用心。陈国桢时常为孩子创造机会让孩子多接触新事物开拓视野，请人给还在读小学的长子陈伟光讲最新的科技成就和见闻，带他去看私人收藏以增长见识。在闲暇之余，陈国桢还会带两个孩子听音乐会、看话剧、粤剧，还曾带孩子观看苏联功勋演员乌兰诺娃主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等等，以求帮助孩子培养兴趣，增长见闻，得到全面发展。
陈国桢支持孩子亲近大自然，带孩子增长科学见闻和艺术熏陶，这样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给两个孩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在采访陈老次子陈伟达的时候，年逾七十的老人家对几十年前的儿童趣事依然铭记于心，津津乐道。回顾往事，陈伟达依然很感激父亲给予自己的良好教育，他的包容和支持让自己拥有人生中最幸福而宝贵的童年生活。而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形成的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道理也伴随陈伟达先生一生。
陈国桢与他手创的消化内科
自陈国桢教授在中山医学院任职以来，他便倾尽一生热血在他挚爱的消化科学和筹建消化内科的工作中。直到今天，陈国桢教授带头创办的消化内科更是在消化科学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
陈国桢教授担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这一职务，除处理学院的各项繁忙业务，更是积极参与了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以及广东分会的筹建工作，并于1954年重建了中山医学院消化疾病研究室。当时，陈国桢教授认识到消化性溃疡是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重大，便立刻决定将该病定为消化研究室的科研主攻方向。围绕此方向，他夜以继日钻研学习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终于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使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实验性贫血的代谢研究”、“中国坏血症病人的维生素C需量的研究”、“阿米巴肠炎的诊断研究”、“基础胃液分泌的研究”和“胃癌的研究”等10多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对中国消化和代谢疾病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期间，陈国桢还毅然承担了培养全国首批消化内科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重任。他一共担任过12名硕士生的导师和多名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在他的辛勤指导下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位本土消化内科博士生。除了不吝心力培养学生，陈国桢教授对研究生也严格把关，秉承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从招生考试、制定研究课题，到论文写作等方面都亲自把关，一丝不苟，这使其培养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水平达到了当时国内领先水平，有的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培养更多国内的消化疾病专业人才，自1975年起，陈国桢教授在国内率先主办了十多届卫生部指定的全国性消化病高级研修班，培养出了数十位全国各地消化内科技术骨干，有的后来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1978年3月，陈国桢参加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聆听了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这使他受到了极大鼓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彼时，陈国桢教授虽已满头银发、体力下降，但他却更加珍惜时光仍决心在晚年加倍努力工作，以继续追赶学科领域的突破。活到老，学到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所学都要用到祖国的医学发展当中去，这就是陈国桢教授当时的精神状态。
陈国桢教授（左一）在西安参加会议
那时的陈国桢虽年逾古稀，仍坚持不懈地学习，即使在髋关节做手术后，行动不便，他仍要拄杖回院参加活动，不管风吹雨打，从不间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续为中国的卫生教育事业发光发热。除了日常工作和学习，在医学专著领域，陈国桢亦是著作等身。陈国桢曾多次编写高质量的内科学教材与专著，担任了第一、二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内科学》大学本科教材的主编，还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消化系统疾病分卷》、《内科理论与实践（症状学）》，其中《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消化疾病分卷》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推动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些繁重而复杂的研究和调查离不开陈国桢对消化科学的热爱，也离不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救死扶伤，缓解病患痛苦是每个医生的夙愿。医者仁心，医学的每一次进步和发现都能在相关疾病的突破上带来新的契机和希望，使得这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于黑暗中获得重生的机会。
斯人已逝二十一载，但功勋不朽。陈国桢教授将其一生热血倾洒在他挚爱的孙逸仙纪念医院，用一颗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一颗胸怀家国天下的赤子之心，一颗勤于治学的师者之心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