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是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大转折时期。在此后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他们在济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加紧对海外市场的殖民争夺，奴役落后和嬴弱的亚非拉美各民族。西方资产阶级“正像他们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本讲问题：

1.怎样人士亚非拉美各国进入近代的方式？

中国：

l      认为靠外来力量，称“外源论”

l      很早就有萌芽，“无外力也能进入近代社会”

A.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破坏中国封建经济

B.    外国资本主义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两点论）

马克思：提出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l       以印度为例，破坏传统（破坏性）

l       为亚洲国家向西方方式转换奠定了基础（建设性）

A.     马克思未讲西方殖民国家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所奠定的向西方社会转变的物质基础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

B.     马克思未讲西方殖民国家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所赋予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具有那些新特点？

C.     马克思未讲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挥方向是否会复归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2.国外研究近代亚非拉美历史的两种思潮：

l      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国家来到亚非拉美之前，亚非拉都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西方带来近代文明、社会制度，使这些国家逐渐现代化，即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理论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国家近代发展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l       近代化理论——就一般意义而言，近代化运动是在已经发达起来的先进文明的压力和示范下，为克服在近代文明比照下呈现出来的传统社会的保守和落后，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发生的一种带有明确趋向性的整个社会的变革运动。

在近代化标准中，社会经济的产业化和社会政治民主化是主轴性的标准。

传统社会摆脱迟滞走向发展，需要有足够的摆脱羁绊的动力。动力只能从冲突对抗中获得，稳定和发展是以一定的不稳定为代价的。

传统社会在开始近代化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革命的洗涤，近代文明同历史积淀的习惯势力发生冲突和对抗是无法避免的；传统力量越是强大，走向近代化获取国际标准的阻力就越大，冲突和对抗的回合就越多，时间就越持久。

——周颂伦、李小白《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对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l       依附论：60年代拉美学者首先提出，70年代扩散到全世界，认为亚非拉国家从地理大发现以来，逐渐被强制地拖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西方国家处于中心位置，而亚非拉国家却处于卫星国地位，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国家近代发展的消极的破坏作用。

3．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近东地区

在东半球的东方世界，最先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是近东地区（主要是伊斯兰世界，但也有一些非伊斯兰国家，如埃塞俄比亚以基督教为国教）。这里的有识之士在奋力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时，也对西方的民主思潮和先进科技做出了程度不同的积极回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改革自强的尝试。

——埃及。这里发生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最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拿破仑1798—1799的远征有关。拿破仑在埃及犯下了不少罪行，但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搞了一些反封建性质的改革（没收不愿归顺的马木路克的土地，废除给他们征税特权的土地税制度等——当然为的是法国利益，但客观上也冲破了埃及的封建土地关系，从根本上动摇了马木路克的封建统治），推广先进的工农业技术，对埃及进行考古、历史和地质的研究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等。这使埃及人接触到了许多欧洲的新事物，按拿破仑自己的说法，他是“把科学和工艺带回了它们的发源地”。结果埃及的工业化比其他东方国家都来得早，这为后来阿里的改革创造了一些重要的先决条件。

法国人被赶走后，土耳其军官、原籍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阿里在新兴商人地主集团支持下作了埃及总督（1805）。他削平马木路克封建势力，击退英国占领军，并逐步摆脱了对土耳其的藩属地位——这一切成就，都是和他大力推行现代化改革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主要有如下诸方面：

1.    土改（全国土地一半归为新王朝社会基础的地主集团占有，一半分割成小块分配给农民耕种，但农民只有使用权，不得出卖、转让、典押或继承，而且必须担负沉重的租税和劳役兵役）；

2.    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兴修水利、改进技术和扩大种植面积等等）；

3.     发展工业（引进欧洲技术、大办工厂尤其是军事工厂等）；

4.     实行商业的国家垄断：

5.    军事改革（废除雇佣兵制，实行征兵制，建立欧式陆海军、办欧式军校、采用新式武器装备等）；

6.     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社会治安等）；

7.     文化教育改革（建立各种欧式世俗学校，招聘外籍教师，派留学生赴英法学习，办阿拉伯文报纸，翻译出版西方典籍等等）。

这些改革获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通西学的知识分子，埃及由此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气的部分（名义上是帝国的一个省，但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并有效抵御了西方殖民侵略达30余年（犹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似乎更像彼得大帝的改革，因为没有触动封建制度，其土改只是以阿里家族为首的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取代了以马木路克为主体的封建军事贵族集团，只是废除了包税主（穆而达津）的中介剥削，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直接剥削关系，农民实际上成了国家农奴。其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农奴式的工人”——被强征来服劳役的农民。所以这种改革的前景并不美妙。由于阿拉伯封建主依旧存在，而领土扩张又是这种封建主固有的天性，故埃及国力的增长只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扩张野心，结果强大起来的埃及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穷兵黩武的老路。阿里发动了许多侵略战争，攫取了大片领土，但终于引起了列强的干涉，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改革的失败。40年代起，埃及逐渐沦为英法控制的半殖民地。60年代里，法国与埃及合作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埃及本想从中得利，结果却为之负债累累，后来不得不将自己拥有的占总数44％的股票抛售出去，结果英国人将这些股票抢到了手里，从而实际上控制了运河公司，并为其后来军事占领埃及铺平了道路。

——土耳其。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国势日衰，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统治者改革图强。1789年新素丹谢里姆三世即位，开始了改革的尝试，而反映这一动向的重要标志，就是重开印刷所，翻译西方作品，派青年去英法留学，研究西方的社会与外交（终于不夜郎自大了）。谢里姆三世还着手逐步改造军队，使之欧化。后来当改到近卫军头上时，引起叛乱，改革随即流产。1808年新素丹马哈茂得二世上台后，经过长期准备，于1826年消灭了顽固保守的近卫军，然后大力推行改革，首先是军队的欧化，其次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加强商人的安全保障、改进交通条件、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832年办了第一家土耳其文报纸）等等。马哈茂德二世1839年崩，其子阿卜杜勒·梅吉德即位，颁布《御园（玫瑰园）敕令》称：“生命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赋权利”，“捍卫人的荣誉和尊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人将完全自由地掌握和支配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方面的阻挠”等等，显然在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这以后的16年里，雷希德帕沙成为土耳其改革的中坚人物。他特别重视法制建设，严禁贪污受贿，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他的错误在于天真地依赖殖民列强的支持，结果为英国对土耳其的殖民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他的反贪污举措也很难真正奏效。实际上正是恶性膨胀的贪污腐败现象最终毁掉了奥斯曼帝国。

——阿尔及利亚。19世纪初，阿尔及利亚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行政首脑叫德伊，相当于总督），社会腐败不堪。其北部平原地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罗马谷仓”之称，很早就为法国统治者所垂涎。1830年6月，法王查理十世曾攻陷阿尔及尔。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继续向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扩张。阿尔及利亚人民奋力抵抗。渐渐地，抵抗运动形成两大中心：以阿布德尔·喀德尔领导的西部中心和以阿赫默德领导的东部中心。其中又以喀德尔的东部中心斗争最为出色。1832年，喀德尔被选为“埃米尔”（统治者），成为抗法运动的领袖。1834年他迫使法军签订《奥兰条约》（或《德米歇尔条约》），赢得两年休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建立了埃米尔国，并学习埃及的阿里厉行现代化改革。首先是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其次是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第三是发展文教事业，兴办学校和图书馆，鼓励人们学习文化和西方先进科技；第四是加强军队建设，聘请欧洲教官训练部队，大办军事工厂改善部队武器装备等。可惜的是没有搞土改，没有想办法减轻贫苦农牧民的封建义务，以动员更多的人民投入抗法斗争。但改革还是有所成效，在1835—37年间再次挫败法军的进攻，并大大缩小了法军的占领区，使之仅限于西部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随后喀德尔试图联合东部阿赫默德的势力共同抗法，但遭到拒绝。自然经济造成的地方封闭性和封建割据等严重弱点，使阿尔及利亚难逃被征服的厄运。最后法国扩张行动升级，阿抗法武装被各个击破。1847年12月，喀德尔兵败投降，其改革事业也尽付东流。不过，15年艰苦卓绝的抗法战争和改革图强的实践，也不是毫无意义，事实上这些斗争在阿尔及利亚开创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传统，后来那里的反殖斗争烈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但法国出于其政治经济的需要，也特别重视经营阿尔及利亚这个殖民地，使之长期充当着法国的“奶牛”。

——马达加斯加。这个印度洋的最大岛屿历来是英法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原来那里存在着十几个小封建王国和酋长国。19世纪初，岛上以伊麦里那为中心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伊麦里那王国国王安里亚纳姆波伊尼麦里那（1784—1810）开始领导统一大业，其继承人拉达马一世（1810—1828）基本完成国家统一。此王颇有远见，善于利用英法传教士的技艺和才干，并通过他们了解欧洲，学习欧洲文化。为抵御西方殖民侵略，他进行了很多改革：首先是建立有欧式装备的常备军，聘请英法教官训练，军费由税收提供，富人缴纳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平民缴纳十分之一的所得税；其次是改革文化教育，大办学校，实行文字拉丁化，发展印刷业，以传播现代文明；再次是大胆实施“开放”政策，让欧洲人随便进入内地，以方便本国人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此外，还禁止奴隶贸易，按欧洲方式改革行政外交机构。可惜拉达马辞世过早（享年仅36岁），此后改革的步伐便有所滞缓，但工商业发展仍相当迅速。拉达马二世统治时期（1828—1861）实行亲法政策，将自然资源的开发权让给了法国资本，改革由是受到严重破坏。总的说来，马达加斯加虽然采用了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但由于不愿触动包括行会制度在内的全部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结果改革成效十分有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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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论文选集：

1.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恩选集》第二卷

2.     严立贤《发展理论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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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崔丕《依附与低度开发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第一节：1650年的东方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哥伦布发现美洲一个半世纪后东方的社会状况，以便对世界文明天平经过这些年后发生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东方”在这里指的是所有西欧以外的世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概也是如此。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东方”就是这个意思。[1][1]东方有中国、印度和中东三大传统文明区域，还包括广阔的边缘文明地带。在各边缘文明区中，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算是比较先进的，17世纪期间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与稳定。但其他边缘文明基本上都还处于较低级的发展层次，与各传统文明区域缺乏可比性，且有些边缘文明区如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地区已开始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故这里暂不予讨论。印度文明的情况也很不妙：到17世纪末整个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全被莫卧儿帝国吞并，沦为广义上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印度教文化还保持着强大的精神实力）。所以，在17世纪中叶的东方，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四大帝国——中华帝国（清朝）、莫卧儿帝国、土耳其或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或两大文明区域——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这两大文明区域的社会情况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封建专制的延续

造成亚非国家落后的内在因素是其封建专制政体的延续。17——18世纪，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在亚洲各国占统治地位，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典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处于游牧部落和部落经济阶段，但也普遍建立了封建宗法制。如：

l       西亚 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以素丹为首的封建专制政体，素丹是政教首脑，而各地的总督是半独立的封建主；18世纪末，伊朗建立的卡扎尔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的政体。

l       东亚 中国 日本

l       南亚 建立于16世纪中叶的印度莫卧儿帝国也已经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国家

亚洲各国继续保持着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封建制，反映了亚洲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与亚洲的落后与保守。这些国家长期执行的封建经济政策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传统农本经济、重农抑商

先看中国的情况。17世纪东方最发达的国家无疑还是中国。1644年中国开始了清朝的统治。开国之初的清朝政策比较开明，税率比明朝要低30—50%，并规定荒地谁开就归谁（但业主必须承认新政权）。当然也有大片土地易主——被满族统治者夺走了。土地私有制似乎得到了默认，个人地产可以自由买卖了。但农民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又开始受到赋税和封建义务以及高利贷者的沉重压迫。1650年皇帝专门下令要求把农民通过户籍制度“固定”在土地上。同时土地集中的进程也在加速（到18世纪中已有十分之五、六的耕地集中到大地主的手里），不过这种土地集中并没有像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样造成广大工资劳动者，农民还是农民，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被束缚在土地上，只不过由自耕农变成了佃农或长工而已，所以这种土地集中除了导致农民的贫困和国家税收的减少之外，并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因素。在17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就已陷入普遍的贫困状态。

【思考题：清朝的土地集中与圈地运动】

三大穆斯林帝国农村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在奥斯曼帝国蒂马尔制度下的农民也没有脱离土地的自由（蒂马尔是一种国有地，由帝国骑兵武士“西帕希”领有，租给农民耕种）。按法律规定，西帕希（相当于英国的乡绅，小地主）必须住在领地内，担负有监督土地使用状况、播种质量、督促农民按时交纳税收的任务。农民逃跑，西帕希有权在10—15年内将其追回。农民弃耕要交纳一大笔停耕税。而不弃耕则要向西帕希交纳地租、牲口税、婚姻税、磨坊税等，还要完成许多封建徭役，当西帕希下乡视察时得热情款待之等等，颇似欧洲的农奴——但比其地位还是高得多，因为每年只需在西帕希自己的土地上干三天活，而且如西帕希收税不公，农民还可以找他的上级领导告状）。蒂马尔制度在16世纪中趋于衰落，西帕希极力摆脱国家的控制，剥夺农民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自营地，建立起许多庄园，失去份地的农民成为分成制佃农，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后来西帕希的土地不少又被高级官僚夺走，但农民作为受封建剥削的小生产者的地位仍毫无变化。

东方国家的自然经济面貌还由于其工商业发展受到难以克服的严重阻碍而显得极其稳固。比如在清初的中国城市里，明朝时就有的各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会依然存在，它们各有自己的章程、基金、选举产生的会长，还有自己独特的标志和会旗，有自己的节日和祖师，这些都和西方行会基本相似，唯一重大不同的是它们受着官府的严密监视。官府的势力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束缚了人们的主动性，限制了私人企业主的活动。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财产完全没有保障，随时都会遭到官府的横暴侵害。当时也有一些很兴盛的手工业，主要是同国外市场有关的手工业，如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和浙江龙泉的瓷窑，还有丝绸业。由于在同汉人的斗争中需要西欧国家的帮助，清朝对西方人来华经商一般是不禁止的。而供应国内市场的手工业生产则很不景气，这和国家的严密监督和垄断政策有关，其原因一是政府自己要捞钱，二是害怕汉人造反。如清朝政府对盐与金属的开采和贩卖实行国家垄断，交给一些承包商去干，国家抽取大部分红利。由于特别担心汉人造反，清廷对汉族商人和企业主的活动控制的极严，不仅在商道上层层设卡，甚至毁掉了一些港口（如以前能够容纳全国商船队的南京人工港口就被严重破坏），严禁建造有多层甲板的大型海船（怕这会成为汉人反清的军舰），这是当时中国海外贸易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陆地上的外贸也受到限制，如严禁中国商人单独把自己的货物运往西伯利亚。所以外贸基本上全被政府垄断了。没有自由竞争，个体的工商业资本就成长不起来；而个体的工商业资本成长不起来，整个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就无从指望，就只好继续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

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是如此。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它们的帝国都是内向型的——面向内陆而背朝大海。虽然也有不少穆斯林商人在海外走动，但他们说到底只是极少数，而且不大容易得到其政府的支持和保护。阿拉伯世界也确实有一些长期从事海上贸易的地区，如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埃及，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南亚和欧洲之间交换香料等商品的贸易中心之一，而莫卧儿帝国境内的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以往也曾常常派商船队去东南亚和中东做生意。但是不幸得很，埃及在1517年被土耳其人占领，古吉拉特则于1572年被莫卧儿人占领，这些新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这导致印度洋的海上商道后来轻而易举地被葡萄牙人夺去——雄踞印度洋边的几个穆斯林帝国并未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制止葡人的入侵。土耳其人倒也派过几支远征队沿红海而下打击葡萄牙人，但这些军事力量同他们派往波斯和中欧的陆上远征队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莫卧儿皇帝本来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击退葡萄牙人对古吉拉特的进攻。另一方面，这些帝国的政府对它们的工商业者极缺乏保护意识，几乎从来不想去保护他们，听由他们受权势者们的肆意盘剥（近代西方兴起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据说平民百姓中谁要是不慎露了点富，就会立即成为肆意搜刮者敲竹杠的对象。所以谁也不敢夸富，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不公开投资发展自己的生意。

封建专制统治体制，代表和维护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生产关系又维系着传统的农本经济。

农本型经济结构表现：

1.      封建地主和牧主占有土地、牧场和主要生产资料，封建租佃制以实物地租为普遍的地租形态。

2.      贵族和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用于自己享受，而非交换。

3.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间的牢固结合。农民生产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难以发展成为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

4.      商人的活动主要是从事商品的买卖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在农村还沿袭着封建的剥削手段，并没有同家庭手工业或者手工工场密切结合起来。

总之，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机制中不起决定作用。而封建政权要维护和巩固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必然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城市成为封建势力的据点，也遏制了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与西方国家不同，亚洲国家的城市不是资本主义的营垒，而是封建王公的“军营”，是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中心。它在客观上阻止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压制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重农抑商政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

三.部分国家的闭关自守

传统的封建政策使一切制度和思维方式因循守旧，而对外交往的减少和隔绝则导致政治文化上的闭关自守。

闭关自守是力图与外部世界实行隔绝的原始办法，它没有使各国的封建政体摆脱他们面临的种种危机，只是在客观上阻止了这些国家迅速进入世界历史的行程。

在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方面，清朝采取的是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开始时为了征服汉人，它曾同欧洲商人勾结，以获取他们的军事技术。如1673年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在西南反清，清政府就曾授命南怀仁（比利时人，耶稣会传教士）督造西洋新式大炮大小共120门，后来又造了好几百门，这些武器在清朝削平三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西方商人是可以在中国比较自由地经商的，天主教传教士也可在华自由传教（这种传教活动常常也在传播着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文化）。18世纪初，当满洲人的政权巩固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限制西方人入境经商和传教了。在18世纪中叶乾隆期间，外国人在广州以外一切口岸的贸易均被禁止，实行了“闭关”政策，人为地把中国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或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方国家隔绝了开来，这虽推迟了欧洲人的殖民渗透，但同时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日本的情况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和中国差不多。日本长期以来都属于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区，其社会特点和中国有众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近似于西方的特色。比如日本社会“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划分就有中国渊源，但居民被明确划分为这四个等级、且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文规定（如农民不得吃大米、穿绸衣，不得装修住宅、娱乐和演戏等），却带有一定的印度和欧洲的气息。日本文明的发展起点很低，心理上有一种深层的文化自卑感，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包袱，不夜郎自大，对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这是日本民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或优点。此外，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有着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日本列岛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只不过日本和大陆的距离更远，约115哩，而英吉利海峡只21哩。这种和大陆不近不远的分离状态，使日本获益匪浅：它既可以从中国吸取许多优秀的文化，又可以避免被中国完全同化，还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在后一方面，16世纪中叶欧洲人的出现，在日本人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1542年葡萄牙人明德茨·平托在九州南的种子岛登陆，他是第一个出现在日本的欧洲人。西班牙人38年后才首次光临。而欧洲人给日本人带来的第一个礼物就是火枪。好战的日本人如获至宝，军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手持火枪的“足轻”（步兵）取代手持剑或矛的武士骑兵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以往也有步兵，但那只是从农民中抓来辅助武士的，而现在步兵成了决定战局的主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军队当了职业兵，其中不少在内战期间成了武士，后来又作了大地主。如丰臣秀吉及其一些部将就是这样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的统治阶级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世袭贵族衰落了，同时崛起了一个出身门第不高的新兴武士阶层。这一情况当时被称作“下剋上”。葡萄牙人还给日本带来了其他一些变化。在贸易上，由于中国明朝切断了和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因倭寇肆虐），葡萄牙人趁机大发横财，充当了中日之间的中间商，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换日本的白银和铜，生意十分兴旺，澳门和长崎即由此在16世纪末加入亚洲最繁华的港口之列。在宗教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在日本一度也很成功，17世纪初已有30万人皈依天主教（中国在1664年仅有基督教徒164,400人，按传教士毕嘉的比较夸张的说法也只有246,000人；考虑到中日人口规模的差异，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化这个特点就非常显见了）。但西方人的影响也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因为地方商业资本的力量在壮大，地方分立的倾向也随之加重，封建主之间的内战连绵不绝，人民处境水深火热，频频揭杆而起（农民的反抗活动和反对德川家的其他封建势力都常常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同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日本南方积极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内战。德川幕府时期，为维持社会稳定，日本也渐渐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先是在1614年赶走了传教士，然后又相继赶走了所有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对传播天主教毫无兴趣的荷兰人虽未被赶走，但其商业活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636年颁令严禁日本人出国，由此开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这个时期，德川幕府重新统一了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保证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这就是在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了。日本的这一经历和中国是基本相似的，不同的是在19世纪中叶，当西方殖民者凭着船坚炮利再度闯入东亚的时候，日本人及时地醒悟了并立即开始改革图强，而中国人仍在盲目自大、固步自封。

穆斯林世界当时对西方文化也持强烈的排斥态度。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

“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穆斯林本来是非常热中于求知的，崇尚知识曾是他们遵奉的基本信条之一。为何他们不再好学？据说这是由于伊斯兰教在16—17世纪发生了严重蜕化，即变成了一种以履行宗教仪式和熟记古兰经为唯一宗旨的宗教的缘故，它在教育方面的兴趣焦点也随之转到了形而上学的宗教研究方面。[2][2]不管怎样，由于人为地把自己同正在科学方面飞速发展的欧洲文明隔绝开来，曾经在世界学术界执过几百年牛耳的穆斯林很快就落后了。

四.政治分裂与战乱频仍

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尖锐的对立

五.封建制度腐朽、衰落

这个时期东方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都没有出现欧洲宗教改革时代的那种反腐倡廉意识。

一般说来，专制国度的统治集团没有一个不腐败的，这一点东西方皆然。然而西方人在16世纪初就已敏锐地感觉到了清除这种腐败的极端必要性，于是他们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并不仅仅只是冲着教会的腐败而来的，它的矛头实际上在指向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对“廉洁教会”的要求不过是对“廉洁政府”的要求的曲折反映，而且它往往也伴随着对贵族阶级腐化堕落的强烈抗议。当然，要那些专制统治者、那些僧俗贵人们不腐败，恐怕就像要猫儿不吃腥一样困难，所以西方人的这种反腐败要求也就难免会不时地发展为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西欧自宗教改革以来的种种社会动荡，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这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正是由于这些动荡涤除了大量粘附在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才最后促成了西方的再生。所以在当时的世界上，一个社会能否割除腐败这个毒瘤是非常关键的，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这个社会必须出现反腐败意识的觉醒。西方出现了这种觉醒，所以它就前进了。而东方由于没有出现这种觉醒，所以统治阶级还可以继续腐败，社会发展也就只好继续原地踏步。

清朝中国在康熙帝亲政前，满族统治集团就相当腐败。康熙亲政（1667）后曾花很大力气来解决政府的腐败问题。当时这种腐败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恶臣当道，二是贪污腐化。“恶臣”指的就是以鳌拜为首的一伙满族贵族，他们反对改革满族落后的奴隶制度、反对任用汉人和根据汉族的文化习惯来治理中国。康熙（玄烨）1661年即位时才8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中，鳌拜势力最强，索尼年老多病不大管事，遏必隆对鳌拜唯唯诺诺，苏克萨哈因常常和鳌拜争吵，后被鳌拜害死。实际上鳌拜独揽了朝政，并一味倒行逆施。康熙在16岁上用计诛杀了鳌拜及其死党，然后搞了些改革，主要是采纳了汉族原有的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惩治贪污腐化的问题上，康熙也还是颇有作为的。据说康熙最恨贪污，他说：“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而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又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他在执政期间也确实惩治过不少大贪污犯（如山西巡抚木而赛、两江总督葛礼、太原知府赵凤诏等），并奖励和提拔了一些“操守廉洁”的清官（如陆陇其、于成龙、彭鹏等）。然而正像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个别有作为的君王反腐倡廉的良好愿望，尽管有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来就不可能真正医好“腐败”这个一切封建专制统治的绝症。到乾隆中期以后，腐败问题又日趋严重。大贪官和珅是一个典型案例。和珅本是一个侍卫，利用乾隆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特点，刻意逢迎，一步步爬到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高位。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极力排斥异己，把朝臣中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清除，同时招降纳叛、拼凑党羽、结党营私，另一些人虽不愿附和，但也不敢反对。乾隆皇帝也喜欢别人唯唯诺诺，不愿听、也听不到不同的意见。结果到了乾隆后期，迎和乾隆口味、极力粉饰太平的风气流遍官场，各级官吏都对朝廷报喜不报忧，毫无责任感，整天只关心如何牟取私利。他们还上下勾结，共同作弊，集体贪污的大案屡屡发生，即使被人告发，也会搪塞敷衍，不了了之。如下面来了诉讼案件，主管官吏准而不审，拖延不办，生怕得罪别人，牵涉自己。嘉庆23年（1818）山东巡抚积压案件1374起，按察使司积压案件6080起。其他各省也是如此，不审案子，不解决问题，整个吏治完全废弛。

乾隆中期以后，举国上下已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贪污网。朝廷虽然也抓几个案件查究惩处，但这至多不过是做做样子、试图平息民愤而已。结果贪污事件愈来愈多，贪污的方法愈来愈巧妙，即使被人发现指责，弥补的方法也愈来愈高明。不仅个人贪污，而且上下勾通，集体分赃。乾隆的宠臣和珅在嘉庆治下倒台，从他家抄出的财富价值达8亿两白银，相当于朝廷十多年的岁入，朝野震惊。但乾隆、嘉庆这些皇帝本人也是贪赃枉法之徒。如乾隆常常利用做寿和南巡等机会搜刮民脂民膏，而嘉庆惩处和珅，多半也是为了吞没他的财产（故当时民间有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随着吏治的腐败，军队也迅速腐化了，军纪废弛，战斗力大减，到各地打仗时还带着许多商人、妓女，并强迫地方官吏给他们上供，强迫当地乡勇替他们冲锋，甚至盗卖兵器或公然抢劫，形同土匪。

三大穆斯林帝国也同样腐败。如1566年在苏里曼之后继任奥斯曼苏丹的谢里姆二世，愚钝、懒惰、放荡，而且嗜酒如命，其臣民都叫他“酒鬼谢里姆”。但和他后任比起来他还算好的，那些后任（如1649年继任的易卜拉欣一世）多被后宫控制住了，大权旁落到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如侏儒、哑巴、宦官等等手里。萨菲王朝沙赫阿拔斯一世（1587—1629）的继任萨非也是如此，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1556—1605在位）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和康熙有近似的经历：冲年（13岁，因乃父不慎坠楼摔死）即位，先是由老臣贝拉姆汗辅政，后来设法摆脱了他，并剪除了一帮控制朝政的贵族，于1562年亲自掌握了权力（这是他才18岁）。尽管从小不爱读书，几乎是个文盲，但他却富有政治远见，头脑聪慧，作战也勇敢，往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统治了莫卧儿帝国长达半个世纪，文治武功都很显赫，最后巩固了帝国。他的统治有一个重要优点，就是提倡宗教宽容，不歧视异教徒，他自己还吸收了一些印度教的风习，既过伊斯兰教的节，也过印度教的节。但同时也反对印度教的陋习，如不准强迫妇女自焚殉夫，允许寡妇改嫁，禁止童婚、酗酒等等。但在封建专制国度这种明君时代总难以持久，因根本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阿克巴死后，继位的贾汗吉（1605—1627）宠信皇后，也导致大权旁落，结果引起其子沙杰罕抢班夺权。沙杰罕统治印度凡30年，倒是和平安宁，经济也繁荣，但这个时期却是印度史上统治阶级最奢侈腐化的时代之一。沙杰罕为其死去的爱妃修泰姬陵，用去近20年时间，从全国召集能工巧匠，花费无数。到晚年，四子为争夺帝位而兵戎相见，最后奥朗则布获胜，将乃父软禁，又来了一次抢班夺权。他统治印度也长达半个世纪（1659—1707），也还算能干，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背弃了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并重新向印度教徒征收一个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还把印度教徒赶出政府和军队，结果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印度从此闹得鸡犬不宁。而奥朗则布的后继者们又都是些腐败无能之辈，如“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快活人”或“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结果印度在18世纪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由于上述种种，17—18世纪东西方社会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东方，虽然看上去比较和平安宁，只有一些宫廷争斗和局部的民众起义，但整个社会固步自封，死气沉沉，统治阶级内部日益腐化，一步步走向衰败。

第二节：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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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方和西方，有时是一对地域概念，有时又是一对政治概念。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多当政治概念用，分别用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代名词，这时日本这个远东国家都被认为属西方国家。有时人们似乎又倾向于把社会主义世界连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起称作东方，而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七个工业化国家）称作西方──这一般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习惯，当今的西方人则较少这么看，他们习惯于从地域上划分，对于我们将非洲甚至南美和美洲中部地区看作东方感到奇怪。总之这是一对相当模糊的概念，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2]]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前引书，第60-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