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权国家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弊害

王权国家本质上就是贵族国家，其存在对资本主义的弊害远不止于贵族的好战和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其实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王权国家最大的弊害还是它所推行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促进和巩固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但在王朝和封建贵族的利益同资产阶级乃至整个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往往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以保护前者，从而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随着资产阶级的兴盛和贵族阶级的没落的趋势日益明显，专制王权的这种保守、反动的作用也在日益突出。

所以在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后，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保障和发展自身的利益，还必须从政治上改造国家，即改变其贵族性质，让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道路

●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道路问题

概括地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道路大体上有2种，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改革。通过革命道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历史上是少数的，多数国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实现的。革命与改革在近代社会制度转型上起着同样的作用，尤其在19世纪中叶，改革的趋势最为明显。

16世纪的西欧各国，除伊比利亚国家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之外，基本上都在有意无意地通过改革向现代社会迈进。当然，光靠改革有时是不足以有效地推动社会转型、尤其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这多半是由于反动势力太强的缘故），这时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诉诸革命了。

争取国家民主化的革命，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现在看来，这个称谓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这个概念的含义过于狭窄，似乎只能概括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即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这种政治斗争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并不存在，故此概念无法涵盖那里曾普遍发生的以社会民主为取向的斗争；

其次，即使在西方历史上，用“资产阶级革命”来指称争取国家民主化的社会政治运动也显得十分勉强，因为在这种运动中，除了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之间的对抗之外，还客观存在着这两大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如农民，如手工业者，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自由职业者阶层之间的矛盾，存在着贵族与王权之间这种封建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各职业群体之间、各性别群体之间、乃至各年龄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即使强调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足以反映运动的本质特征，也难避以偏概全之嫌；

再者，“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假定，即这种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必然是不断膨胀着的无产阶级的地狱，将来势必要被联合起来的无产者所推翻——这是一种人们在19世纪的条件下比较容易想象或接受的逻辑，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当时那种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如今在西方国家即使仍然存在，其人数也已少得再也搞不起一场真正的革命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既已经呈消亡趋势，还强调争取民主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显见就不大必要了。

因此，我们将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统称为“民主革命”（其实，即使是19世纪曾经发生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说到底也是以“民主”为目标的，尽管这个“民主”也许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争取的那个“民主”程度更高）。

●何谓“民主革命”？

——首先，何谓“革命”？

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一种突然而剧烈政治制度的转变，它表现为群众性的暴烈行动，是一种暴力。

这里所说的民主革命，包含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或国家的层次，一个是地区的乃至世界的层次。层次不同，判断的标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也各异。

从民族的或国家的层次来看，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是要推翻一切不民主的（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也就是那种封建主义的、代表贵族或特权阶层利益的）国家政权，或争取民族的独立。

而地区和世界层次的民主革命，则是指那种外在于某些特定国家的国际性的政治大变动，或者说是一种以民主为取向的世界革命。提出这一论断的基本假定是：正如一个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往往需要诉诸革命暴力的手段一样，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这种社会转型往往也需要诉诸一种革命性的暴力，尽管这种暴力的形式和内容往往和国内革命截然不同（比如，它可能表现为一系列此起彼伏、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斗争目标也千差万别的国内动乱，也可能表现为一些绝对君主为争夺世界和地区霸权而进行的国际战争），但它们共同形成的一种历史合力，却有可能动摇甚至摧毁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从而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开辟道路。

为简便起见，我们不妨称第一层次的民主革命为狭义上的民主革命，而将第二层次的民主革命称作广义上的民主革命。十分显见，这两个层次的民主革命是密切相关的：狭义者是广义者的核心内容和定性依据，广义者则既是狭义者的国际的和时代的基础（时代背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狭义者的必然伸延（国际回应）。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层次的民主革命都很重要，都值得深入研究，不可偏废。研究狭义的民主革命，探讨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因、社会内容、阶级属性、发展过程及其对历史与人类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的一般特点，有助于我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有助于我们通过对特定时期各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来探索革命现象的一般规律。研究广义民主革命则另又有一层重要意义，这就是有助于我们透过复杂纷纭的外观，洞察历史上各种群众性暴力事件的本质，从而更深刻地体现时代的潮流和一般特征，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现代世界历史的演进脉络。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与联系】

改革的特点分析：

A.      改革更显示出经济力的作用，社会矛盾首先在经济领域里表现得十分充分，非改不可，非改则垮。它没有任何偶然的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因而是水到渠成，基础较牢，一般来说，成功的改革逆转是少见的。

B.      改革是一种渐变、顺序渐进，由此及彼，步步深入，是同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所年承受的。这里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壮举，也无需在大动乱之后调整冒进，缩回超越的一步。

C.      改革是自上而下，是统治阶级的自我扬弃，弊端何处，出路安在，都能有较明显的判断和选择，并且还能更充分地解放社会创造力和生产力。他的潜力很大、后劲很足。

联系：都是实现社会制度转型的途径，二者间有着极为明显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过程中，在个别国家，时常出现革命中有改革，改革者有革命。纯粹的革命或改革并不多见。

●  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打倒封建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目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料来源：《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1页

不应该人为地将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要求加进去，又根据这些要求去衡量革命是否彻底。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就是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取代封建剥削制度。

●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理解问题

“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必须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

——资料来源：《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封建统治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的拼死反抗，甚至像法国王室那样将外国封建势力也勾引进来，使得革命必须比预定的革命目标走得更远，用更激进的手段去打击敌人，才有可能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真正赢得胜利。这样做，就只能依靠下层群众的力量，当然也就必须为此而满足群众的某些要求。大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肯迈出这一步，于是只能遭到倒台的命运，被更为激进的派别所取代。当革命超出其目的而走的更远之后，才可以使它从群众那里获得力量打败敌手，取得胜利。随着胜利的到来，那些走的过远、超出革命目标的步骤自然还要退回来。这种倒退完全是正常的。经过几次反复之后，得以长期保留下来的革命成果，绝大部分仍是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和成果。

三、“民族国家”的内涵

1．在理论上，国家的“民族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其理想的最高境界是国家的所有的公民或至少大多数公民都能够真正成为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实现的。直到今天，即便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都远远算不上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2．本节所要探讨的“民族国家”是指那些结束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的独立主权的国家，就具备了“民族国家”的资格。

●  “民族国家”构建的途径及其影响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可以通过革命，也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但是民族国家取代王权国家一般都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彻底清扫封建专制的一切形式，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也能在经济上促成国家的工业化，但是无法在政治上建立真正的民族国家（如本节所探讨的近代德国和日本）。并将导致国家的畸形发展，最后只好在民主与专制的国际决战中接受补课。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认为：

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最典型的“反动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没有发生人民革命的动乱，连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也十分微弱，日本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国的这种趋势都发生了方向逆转并遭到镇压”。摩尔认为早晨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农民没有得到解放，以致“民主潮流动力不足”。

——参考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事实上，王权国家的“民族化”在欧洲是一个由推翻专制王权的暴力革命启动的、相当漫长的过程。历史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这个同质的演变进程在欧洲各国是不同步的。在北美大陆，则是在推翻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及南北战争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且在指导思想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四、世界民主革命大潮初涌

世界层次的民主革命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

ü       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那是世界民主革命的序幕，主战场在西欧，但波及了东欧，冲击了海外；

ü       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初，其主战场仍在西欧，但整个欧洲和美洲都被卷入，同时也波及了亚非的某些地区；

ü       第三次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那已是西欧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简言之，是西欧民主革命的政治文化全球扩散或传播的时代（参考了武汉大学夏诚先生《近代世界整体观》中的一些观察）。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浪潮的情况。它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16世纪初叶（或15世纪末尾几年）到50年代末，与西法进行的意大利战争的年代基本重合。意大利战争的发起者是法王查理八世。这场君主之间的战争猛烈冲击了教皇的权威，同时还在意大利境内引起了许多次带有民族民主革命色彩的市民起义和农民暴动。如15世纪末佛罗伦萨爆发的、由多明我会修士萨服那罗拉领导的人民大起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20年代以后德意志地区由宗教改革引发的市民运动、农民战争和宗教战争，及其在中欧、北欧和意大利东北部引起的各种回应，也是世界民主革命初潮第一阶段的重要内容。这个阶段的政治动荡主要集中在南欧和中欧。

第二阶段：16世纪50年代末至17世纪初叶。1559—1560年，法国开始雨格诺战争，尼德兰爆发民族革命，萨瓦、科西嘉、苏格兰、西班牙、英格兰北部及爱尔兰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从此直到1609年荷兰西班牙休战为止，动荡都没有间断。其间还爆发了英国与西班牙、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等等战乱（早期现代所有反对西班牙的战争都具有世界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个阶段的特点，除了整个西欧都发生了政治动荡之外，就是加尔文教开始成为西欧进步势力反对专制暴君的重要旗帜。其中最典型的革命事件有二：一是苏格兰革命，二是尼德兰革命。

苏格兰革命是西欧进步势力高举加尔文教旗帜反抗暴君统治的第一次尝试。它是由深受苏格兰人爱戴的加尔文派新教领袖约翰·诺克斯领导的。1559年5月起事，在不丧失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借助英国的军事支援获得了胜利，结束了法国对苏格兰的控制，并宣布了信仰自由。这场革命有很强烈的反抗君主专制的倾向，但没有多少民主内容。

尼德兰革命的民主内容稍多了一些，但仍然有限。中世纪的尼德兰包括荷、比、卢和法国东北部若干地区，很早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那里城市星罗棋布，工商业繁荣，呢绒最有名。但帝国腐朽的封建统治（它同时带有民族剥削和压迫的性质）严重束缚着这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障碍随着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上台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于是资产阶级（主要由手工工场主和商人构成）和人民大众起来造反了。加尔文教也是革命的主要旗帜。1581年7月26日北部尼德兰正式宣布独立，建立了联省共和国。1587—1609年，荷兰与英法结盟继续对西班牙作战，最后西班牙无力打下去了，只好签订了12年停战协定，承认了联省的独立。

第三阶段：1618年三十年战争开始直至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高潮结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从1621年起（休战期满），荷西再度开战。动荡连绵不断，高潮迭起，在1640年间又发生了不下8次重大革命事件，包括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反西班牙起义、英国革命开始、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英战争、那不勒斯和巴勒摩的革命以及法国的“福隆德”运动等。全欧性的大动乱一直持续到17世纪5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通过三十年战争摧毁中世纪的国家观念、确立现代主权民族国家惯例体系的同时，西欧的资产阶级终于在英国找到了解决推翻前现代的封建统治问题的突破口。

三十年战争无疑带有广义的民主革命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阐明。荷西战争作为尼德兰革命的继续，其意义自不待言。在40年代发生的那8次革命事件中，法国1648年的“福隆德”（Fronde，原义是一种叫做投石器的武器，或小孩玩的一种弹弓，有的译作“投石党”）运动是否也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或倾向，还有一些争论。投石党运动发生在1648—1652年间。起因是政府的横征暴敛。三十年战争和王室的挥霍无度使国库极度空虚，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增加税收。人民大众和特权等级都强烈不满。红衣主教马扎然（首相）成为众矢之的。特权地位受到侵害（政府要求王室官员预付四年保证金）的“穿袍贵族”首先发难。穿袍贵族其实就是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拥有一个传统的重要阵地，叫高等法院（Parlement）。这是中世纪和旧制度时代法国特有的一种司法机构，简单说来，它依照惯例拥有对国王法令的批准权（准予登记方可生效），进入专制时代以后，这种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但形式上始终存在，且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尽管政府的法令一般都能在这里获得通过，但这个手续总是免不了的，而且高等法院也时常会和王权闹闹别扭。现在它就起来造反了：做出了一个决议，要求政府收税必须经过它批准，非经起诉不得随便抓人等等。这个决议获得了全国的广泛支持，最后迫使政府同意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大部分要求。但这只是马扎然的缓兵之计。很快他就调来了大批军队，但巴黎人民也不示弱，迅速组织民兵予以抗击，战斗持续了三个月。许多王公贵族也参与了叛乱，并将战火烧向全国。但他们只是想趁火打劫，企图恢复自己往日的荣耀。但这时传来了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高等法院有些发慌，赶紧声明他们只是对马扎然不满，并不反王权，并不想搞革命。而武装的巴黎人民却行动越来越激进。甚至出现传单，号召按英国的先例处死路易十四及王后。高等法院立即和宫廷进行秘密谈判，并于1649年3月签订和约，缴械投降。但外省的骚乱还在继续，只是情况较复杂：既有王公贵族在图谋私利，也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积极活动（他们在波尔多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与英国平等派联系密切），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贵族阶级的反动意志。1652年贵族的首领孔代亲王率军占领巴黎，没想到欢迎他的是广大渴望革命的巴黎人民。人民已普遍自行武装起来，他们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喊“不要国王！不要王公！自由万岁！”等口号。孔代大窘，资产者和王公们也先后抛弃了他，法国名将蒂雷纳又率了大批王军兵临城下。孔代只好出逃，投奔了西班牙。1652年10月21日国王回到首都，“福隆德”运动终告结束。[2]

从这些情况来看，称这个运动为广义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是没有什么问题；但称它为一场狭义上的民主革命，则颇为勉强——理由是，这场运动的贵族反动的色彩太浓。该运动的失败也表明，在当时法国，无论是趋于没落的封建贵族还是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都需要国王的保护和仲裁，绝对君主制在福隆德运动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40年代的那些革命事件中，英国革命的地位无疑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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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诚先生也划了三个阶段，但仅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和这里的划分法略同──参见其《近代世界整体观》第285—286页。

[2]孔代到西班牙后受到西王重用，当上了西军的统帅，后来率西军侵入法国，战争打了10年，法国北部受到极大的蹂躏，但法国最后还是胜利了，1657年签定比利牛斯和约，法国获得了大片领土，路易十四答应娶西王女儿玛利-泰雷兹为妻。法王唯一的让步是赦免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