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

（一）政治哲学家在支持专制统治方面的影响

17、18世纪专制主义受到多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的鼓励，同时还受到政治理论的影响。在秩序和安全被认为比自由更重要的时代里，它们是被广泛接受的思想。他们特别反映了商业阶级为了商业的利益需要最大程度的稳定和保护的要求。

（二）专制主义时代的重要性

1．现代国家制度的开始：

专制主义时代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建立。它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现代国家制度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

2．现代国家因素的体现：

A．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自由。

B．每个国家有权遵循它自身制度的对外政策，建立联盟和反联盟，并且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战争。

C．利用外交代替战争，只要根据政治利益的需要，还常常搞阴谋、间谍活动或背信弃义。

D．权力平衡作为一种避免战争的手段；如果发生了战争，权力平衡还可以保证对盟国的支持。

二、主权国家观念的产生

主权国家观念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因为当人类社会出现第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基本内涵是国家享有对内统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政治家们并未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享有主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进入中世纪后，在天主教世界里，主权的问题变得异常模糊起来。实际上，中世纪的国家并无主权可言。国家既然不能成为国民的最高认同与效忠的对象，其政府当然就很难有效地管理本国的一切事务。

到了中世纪末期，伴随着封建割据专制的结束和欧洲各主要独立政治统一体的形成，关于国家主权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在人们的头脑里活跃起来。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权国家理论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欧洲的各种政治思潮都出现了萌芽，但其中最符合当时时代要求、因而最富有生命力的，还是一种关于世俗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新思想。

1．但丁：王权与教权的分离

最早开始思考这方面问题的是著名人文主义者但丁（DanteAlighievi,  1265—1321）。他特别关注王权摆脱教权的控制的问题，强烈主张通过政教分离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与繁荣。在政治学名著《论君主制》中，强烈主张通过政教分离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尽管他在理论上并未完全摆脱神权政治论的影响，认为人的生活既有尘世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人们成立国家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幸福，但是他仍然强调指出尘世的生活是人生最为重要的一面。但丁从人的尘世幸福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王权必须强化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

2．马尔西略：王权高于教权

但丁之后，帕多瓦的马尔西略（Marsiglio, 约1275—1342）更加系统地论证了世俗政权对教权的独立性，并主张俗权至高无上。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首次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权威含立法权和执行权两个部分，而立法权高于执行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执行权（即政府）只是立法者的代理人和执行者。那么谁是立法者呢？马尔西略认为只能是人民或全体公民，他们永远是最高的立法者。这种主张，既反映了意大利当时城市共和制度的某种实际情形，也是和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一脉相承的。马尔西略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先导。他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中断言：教会统治者认定教会组织既是一种能够行使任何“强制性权力”的机构，是对教会性质的误解，是对基督教义的背弃。在他看来，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只能是一种会众组织，是全体教徒的自愿结合体。按照基督的意图，任何教会人员所能行使的唯一职权，只是“教导世人和身体力行”，所以教会丝毫没有对任何人实施强制的权力。马尔西略通过把世俗统治者对教会的权威抬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对教权至上论作出了毁灭性的批判。

3．马基雅维里：国家利益至上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后期的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也对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作出过杰出贡献。他像但丁一样对罗马天主教会极为反感，认为教权的干预破坏是导致意大利分裂衰败的根本原因。但和但丁不同的是，他的思想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道德观的束缚，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提出了他的功利主义国家理论。该理论主要是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阐发的，它有这样一些要点：

首先，人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在追逐权势和财产方面是贪得无厌的，对这种贪欲如不加以限制，人类就永无宁日；为了摆脱这种危险，就要建立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和法制来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其次，国家政体自古以来不是共和制就是君主制；尽管共和制比较理想，能够给公民较多的自由，但究竟应选择哪一种政体，还须考虑到具体的国情——在像意大利这样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还是以实行君主制为好，也就是说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一统天下，建立秩序；

再次，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和长治久安，统治者必须兼有狮子的残暴和狐狸的狡猾这两种品性，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而无须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实际上是阐发了这样一个观念：好的结局可以证明邪恶手段的正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可以超越道德。敢于这样公然宣扬“政治无德”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人。

不过，说马基雅维里主张政治可以无视一切“道德”，也并不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因为他讲的“国家利益”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在当时条件下也就是全民族的利益，因而对它的维护实际上也体现着一种正义（也许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正义），而且还因为除了《君主论》之外，马基雅维里还写过其他一些书，其中包括《论李维前十卷书》、《罗马史论》，而这些书都是对讲自由平等和爱国美德的共和制度的赞歌。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始终认为，还是共和制政体能够保障公民更大的自由，因为它“不仅仅依赖一个人的力量”；而最完美的共和政体是“混合型”共和国，因为它能将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各种需要协调起来，从而避免了一切单一型政体都难以摆脱的蜕化变质的趋势。正是这些开明而睿智的思想，使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放射出绚丽的现代性光芒，也使得“马基雅维里的共和国主张”被确立为文艺复兴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1]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国家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批判神权政治，提出了强化世俗王权、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主张，由此为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权国家理论

宗教改革运动的主权国家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尔西略的学说。马尔西略否定教皇可以对任何人行使统治权力，依据的是这样两个理由：一是教皇事实上并不是上帝命定的教会首脑，二是一切强制权力按照定义都属于世俗政府。这一思想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影响极广。

1．马丁·路德：上帝是一切俗权的本源

路德神学的核心是“唯信称义”——信徒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才能获救（称义）。这一观点使路德对教会有了自己的独特看法。首先，教会的有形机构在他那里显得无关紧要了：既然取得信仰是基督徒获救的唯一手段，那么认为教会的权威介于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并使二者相通的正统思想就站不住脚了，真正的教会不过是一个无形的信徒集会。

路德还基本上否定了圣职人员的独立性和神圣性，得出了“平信徒皆为教士”的结论，由此进一步强调了他关于无需任何中介，每个信徒的灵魂都能与上帝直接交流的主张。[2]教会的权威性既然已不复存在，教会一贯声称自己拥有的对所有人的强制权力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据此路德断言，教会根本无权要求在基督教社会里拥有任何这类权力。同时路德还认为，由于教会只是信徒的集会，不是什么权力机构，那么按照逻辑便只有世俗政府才能行使强制权，包括管理教会的权力。

马丁·路德极力主张俗权至上，其目的主要是结束罗马天主教会对各国事务的干预，以伸张各国的独立主权。具体说来，路德是想把罗马教廷的破坏性影响从德意志清除出去，以推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长进程。他主张由世俗政权管理教会，就是要割断罗马教廷和德国教会的关系，使德国的教会民族化。

路德的神学理论还是为绝对专制主义王权辩护的。他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因为世俗政权受命于上帝惩恶扬善，所以它应当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自由地行使职权，不受任何限制，对所有的人，即使是教皇、主教、牧师、修女等等一视同仁”。

路德还经常引用圣保罗“上帝创设权威”的信条，以论证一切政治权威都来源于上帝，因而必须绝对服从，即使对于人民不应服从的暴君，人们也“不能抵抗，只能容忍”。也的确对早期现代欧洲绝对君主制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以致于有人感叹：“假如没有路德，就根本不会有路易十四”。[3]

3．加尔文派：人民有权反抗暴君

加尔文派是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激进改革派，他们的特点是把反抗暴君的思想发扬光大。

“若君主们滥用职权，而其下级长官在这时又不能保正纯正的宗教得到维护”，那么他们就失职了，就是在放弃对教会极为有用和必要的保卫手段。

——资料来源：贝札《民政长官对异端之处罚》

“圣保罗要求我们服从的统治者，只限于那些合法的掌权者；若掌权者滥用权力，则失去了合法性，就可以被推翻。”

——资料来源：彼得·马特《圣保罗致罗马人书注释》

“如果一位国王或诸侯或行政长官的行为贬损了上帝的荣耀与公正，那么他就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了”。“我们的宗教要求我们反抗那些暴虐的妨碍我们给予基督和上帝所应得的荣耀和礼拜的法令，故实际上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并不是在侵犯这位国王的权威”。

——资料来源：加尔文《圣经注释》

正是由于加尔文教具有这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倾向，就注定要演变成一种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

但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都带有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始终没有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近代国家必须是世俗化的国家，政治社会必须只为政治的目的而存在。但是在宗教改革者的心目中，世俗统治者首要目的永远都是维护“真正的宗教”和基督教会。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在推进欧洲统一的专制王权国家的产生和巩固方面尽管有一定的贡献，但作用毕竟有限。太强的非理性的宗教精神使之无法渗透地理解世俗社会历史进程的真实需要。

（三）博丹的主权国家理论

博丹早年曾热衷于鼓吹立宪主义，但是当胡格诺战争将统一的法国撕得粉碎的时候，便改变了立场，而大力宣扬王权的绝对性，号召各派无条件地服从国王，结束内战，实现统一。代表作是《共和国》共六卷。

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一个国家绝对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保护者便是这个国家的君主，而由于这种秩序通常都是非常脆弱的，故而必须坚决掐灭一切造反的思想苗头，让每个臣民都懂得绝对服从君主的必要性。

“任何臣民隔热们，或者全体臣民，试图凭借事实或正义原则去做任何反对君主荣誉、生命和尊严的事，都决不可能是合法的”；一个人哪怕只是头脑里产生了侵犯其君主的念头，都“应该被处死”。

博丹实际上提出了“君主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命题。博丹强调：在任何政治社会，都必须有一个绝对君主，他实行统治而绝不受人统治，因此他的任何臣民都不能合法地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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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第23—25页。

[2]参见同上书，第283-287页。

[3]参见同上书，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