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1：陈云建国初期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中的历史作用

【案例呈现】

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是新中国经济战线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陈云为这一胜利的取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建国初期，我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飞涨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人心波动。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采取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向世人表明：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

陈云受命于新中国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之时，上任伊始，他发扬“唯实”、“稳健”的作风，首先作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以上海为重点，解剖“麻雀”，对财经困难的状况和原因、性质和前途做了全面而科学的分析，然后确定了对策和解决办法，把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政经济作为第一个战役，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斗争。

二

陈云指挥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从上海财经会议拉开序幕。

1949年7月，陈云来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这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当时投机风潮最猖獗和经济困难最大的城市。上海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否，对全国的影响极大。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财经困难的措施，明确了领导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一，用政治观点来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这就是要立足于革命战争的全局看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的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遇到困难，尤其是在南方前线，在较大的城市，困难更大。从当时的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离开这个前提，孤立地看问题，就经济论经济，路子不会宽。

第二，克服财经困难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财经困难怎样克服？物价如何稳定？重要的一条是制止通货膨胀。陈云非常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克服当时财经困难的重要性。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上海会议决定由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上海。陈云指出，“改造旧上海，主要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在恢复生产上，陈云强调“反对百废俱兴”，主张“经济上重点恢复”。重点恢复主要抓两个：“一个重点在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重点在水利和农业。”陈云认为，“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如果交通阻塞，就将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头等大事”。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而整修水利则是恢复农业的关键。陈云的这种重点恢复思想，对我们较快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克服财经困难，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

陈云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当时作为投机市场领导力量的官僚资本已经被我们没收，但大批的私人投机资本还继续存在，成为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解放后，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物价随之上涨2.7倍以上。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到严重的冲击。对此，各阶层的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了，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银元风潮被挫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

这次反击的特点，主要是运用经济措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挫败投机资本。做法是：调集大量商品，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平抑物价，打击投机。陈云认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当时，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控制着大份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价风。

再次，严格市场管理和加强金融管理。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控制和稳定市场不可缺少的措施。在陈云和中财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之下，集中进行交易；政府对交易市场实行整顿，建立管理机构，审查交易员，实行凭证入场制度，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卖空和场内转账；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严加处理。同时国家加强金融管理，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取缔和限制投机活动，控制物价涨风，起了重要作用。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陈云的精心指导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这期间虽发生了四次物价涨风，但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加以平息，把物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进入1950年3月后，全国市场就完全稳住了。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半年时间内，我们就克服重重困难，把物价稳住，把市场控制住，树立起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四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尔后，政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关于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拨的决定》《关于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法令。它们奠定了我国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

主要措施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有可能达到平衡。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即重要物资，如粮食、棉花、纱布、工业器材由中央统一调动，把主要物资由分散状况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使国家有可能在国内互相调剂，保证重要物资在市场上供求平衡，从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样既减少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又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现金，从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这三个统一的共同结果是，避免了人力和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三大平衡。这是我国财经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陈云为首的中财委的精心策划安排下，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收到巨大成效。到1950年4月，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支出相对减少，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已不需要依靠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物价随之回落，并趋于稳定。以后国家的财政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表明党和人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剧烈波动的金融物价稳住了。从此，我们党完全掌握了财经工作的主动权，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

（资料来源：人民网，有删改）

【案例点评】

稳定物价是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再加上长期以来蒋介石政府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新生政权的稳定。新生政权从稳定货币入手，打击银元投机和囤积物资，通过政治手段镇压银元投机行为，后来通过抛售物资和收紧银根，打击商业投机资本，稳定了物价，人民币也顺利流通。新生政权得以巩固，毛泽东将这一胜利比喻为“淮海战役”。

人民政府对物价的成功治理，其指导思想和治理方式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意义，更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稳定物价工作的指导方针不是单纯地从财经角度出发，而是具有深远的政治眼光。这种全局观的意义，不仅对物价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它更能起到稳定军心、巩固工农联盟、凝聚向心力、调动各个阶层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等政治和社会效益。

第二，从治理的手段来看，采取的是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方式。如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集中资源进行重点打击、始终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根本点等，其中各种手段的特征、作用及关联，值得认真总结。

第三，物价的稳定，在政治上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建国初期人民政府能否稳定物价，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站得住脚，人民群众是否一心一意拥护人民政府的问题。

第四，稳定物价工作对新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如加强金融管理，建立新中国的金融运行机制、统收统支的财政集权制、贸易领域的集中管理等，这种因建国初期稳定物价所带来的商业和财政金融管理集中统一化，始于稳定物价，但并非只为了稳定物价，而是在探索新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教学案例2：第一个五年计划

【案例呈现】

随着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1951年中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当时的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着手进行计划编制的准备工作，由当时的中财委具体负责。那时的中财委主任是陈云同志。1952年7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形成；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率政府代表团访苏，征求苏联对轮廓草案的意见，并以此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建项目的具体谈判基础。1953年苏联恢复援建141个项目，1954年增加了15个项目，一共为156项。根据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五”计划草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完善，在边执行、边观察、边调整中，最后于1955年2月编制完成。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设想的工业增长速度原来很高，轮廓草案中曾规定年均增长20.4%，斯大林认为这太勉强了，建议降到14%~15%。他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根据斯大林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计划定为平均增长14.7%，重点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对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都适当加以照顾，计划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一五”的缺点是照抄、照搬苏联的东西多了一些。在当时，我们没有经验，许多事情也只能照抄、照搬。

【案例点评】

第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强烈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后，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发展。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教学案例3：“小脚女人”——邓子恢

【案例呈现】

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于1953年初调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部长。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强调慎重、稳步、循序渐进，提出：“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他认为“这一批社会主义据点，将是吸引中贫农战胜乡村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巩固这一阵地，打好基础，尔后稳步前进，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他的这些主张是在认识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后提出的。因为我国土地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合作化的历史却很短，所以必须考虑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及承受力。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因此，他主张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要稳妥，在数量上要少，在质量上要好，在规模上要小，逐级过渡。他的发展计划为从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

邓子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分歧。毛泽东认为农村关系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因为政府多购了70亿斤粮食。他认为，农民叫缺粮大部分是假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毛泽东主张全面规划，加快步伐。他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同志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开门见山地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祖宗主义群众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甚至还指责说“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源共享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他认为这些都是“右”的错误，要克服掉。因此，毛泽东否定了邓子恢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翻半番的发展速度，要求在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社要在65万个的基础上增加1倍，达到130万个。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资料来源：新浪新闻网，2014年7月13日）

【案例点评】

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及以后，为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中央决定逐步引导个体农户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毛泽东和邓子恢争论的焦点在于农业合作化的规模和速度，毛泽东对邓子恢“小脚女人”的批评，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然而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仍是成功的。

教学案例4：毛泽东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

【案例呈现】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在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他又补充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案例点评】

1956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即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

教学案例5：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案例呈现】

这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吨，翻一番是1070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他提出了钢产量，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会再次进行研究，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他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账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账，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账。”陈云说。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账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对这个数字似乎还是不放心，又找陈云谈话。陈云告诉他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年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案例点评】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表现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生巨大偏差，表现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大跃进”的发动同样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等人在成绩面前不够谨慎，另一方面“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从这则案例“1070万吨钢目标”的确定，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很多人头脑发热。盲目赶超意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最终成为空想，而难以实现。

教学案例5：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

【案例呈现】

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钱学森的人生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若干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就从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讲起，或许能为当今年轻人提供一点启迪和参考。

人们一般把钱学森留美及以后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留学美国阶段，从1935年到1955年二十年，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个阶段是奉献航天阶段，从1956年到1982年二十七年，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在开创中国航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还提出了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第三个阶段是从1983年到2009年，也是二十七年，可以称之为金色晚年阶段，这个阶段，他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这三个阶段凸现了钱学森科学历程的三个创造高峰，堪称他科学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

我们来梳理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展示他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

报考大学时，钱学森父亲叫他先听听大家的看法，再填报志愿。他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而国文老师认为钱的文章写得好，要报中文系，将来当作家；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子承父业，学教育；还有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学画画、学作曲，将来当画家、作曲家。而这时的钱学森已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中学时，他经常听老师讲孙中山、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让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国家四面八方。钱学森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想到中国的铁路多是外国人铺设的，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所以报考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发生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遭到我国19路军的顽强抵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部队，不惜动用空军狂轰滥炸，中国军队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造成巨大伤亡。在校园里目睹着天空中的日本飞机，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要改学航空工程。他要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他用业余的时间把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报考国家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当时叫航空门。他以当年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涉足航空工程。

钱学森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文凭。在学习过程中，他感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学院敲开了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

钱学森父亲得知儿子要改学航空理论，表示坚决反对。他父亲是上个世纪初的留日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要彻底改变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就是要让儿子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反对自己的儿子改学航空理论。钱学森面对这种情况，极为困惑。这时，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这就是后来他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他受国民政府委派，在美国考察时来到了洛杉矶，看望老朋友的孩子。听了钱学森的倾诉，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实现了。后来，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他的导师指导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美国、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上个世纪50年代，钱学森回国，国家做出了要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有关方面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答复非常肯定。但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并且让他来负责、让他来领军、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头”。国家的需要使得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地球卫星）、船（飞船）、器（深空探测器）全面发展。钱学森出色完成国家赋予他的任务。

在钱学森归国50周年之际，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给他写信：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这十年最光彩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五十年中最成功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让中国人最得意、拍胸脯、翘大指，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的事业！”。一位科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个人，我们国家航天的起步要推迟十年。我国航天起步于1956年，如果推迟十年那就是1966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闹又是十年。这么一算，我们国家航天的起步，就不止是推迟十年了。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年已70多岁了，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但是钱学森又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从71岁到85岁，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理论，并把该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自己对他晚年工作怎么看？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类似的话钱学森对他的孙子也说过。他认为，他晚年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理论说出了一些前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创新。而这些创新的成果一旦被我们国家广大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理解和运用，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四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个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就是把握国家和社会的脉搏，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祖国的命运相结合。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做的都是民族需要的学问、社会需要的学问、国家需要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民族、社会、国家的认可。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2015年5月5日）

【案例点评】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毅然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环境，历尽艰辛后回到祖国。回国前曾有人问他，“有没有存保险金”，他回答说：“我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钱学森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发扬热爱祖国、顽强拼搏、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精神，为我国尖端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

教学案例7：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案例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资料来源：《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案例点评】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这则案例阐述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