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战略形势

今天世界多边主义面临挑战，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旧的体系格局正在松动分解。发展中国家力量进一步壮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向往更加强烈，为稳定国际战略环境付出积极努力，变化中有一鲜明趋势是世界中心向东位移，显著特征“东升西降”，。与此同时，世界仍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大国竞争对抗日趋加剧，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际战略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一、国际战略格局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内涵

国际战略格局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实力结构。判断特定时期的国际战略格局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大国实力结构即力量对比，通常使用综合国力对其进行衡量；二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战略思想是国际对待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是指导军事斗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

国际政治学者习惯于用“极”来表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并根据其数量多少把国际战略格局划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形态。在单极格局中，国际体系内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其实力超群、具有全球影响，其他国家无法对其行动形成实质约束。在两极格局中，国际体系内有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力旗鼓相当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多极格局中，国际体系内有三个及以上数量的大国，而且彼此之间实力差距不大。受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影响，国际格局三种基本形态具有许多变种，最具代表性的是“一超多强”格局。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

由于各国实力发展不平衡，国际战略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自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催生出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之后，国际社会先后出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前三者为多极格局，后者为两极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多极格局。1618年德意志“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的内战引发欧洲混战，主要大国悉数直接或间接卷入其中。欧洲混战持续三十年，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神权统治，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正因如此，三十年战争之后的欧洲体系又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是一个多级格局，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群雄并立，纵横捭阖，在较长时间内避免了类似于三十年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冲突。

维也纳体系下的多极格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多极格局。由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组成的反法同盟经过十多年艰难战争最终打败拿破仑帝国。1814年，交战双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和会，恢复了被拿破仑战争摧毁的多极格局，确立基于大国均势的欧洲协调机制。维也纳和会之后的欧洲国际体系被称为维也纳体系，也是一个多极格局，起初的主要大国主要为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四个战胜国，后来法国又被拉入其中。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多极格局。随着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的迅速崛起，维也纳体系出现动摇，并最终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终结。一战之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陆续召开，分别确定了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国际秩序，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脆弱的多极格局，英国和法国、美国和日本分别在欧洲和远东发挥重要影响，但由于多国对一战处置结果心存不满，加之各国实力发展不均衡等原因，该体系维持了不到20年就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寿终正寝。

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该体系因英、美、苏三国在二战末期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而得名。雅尔塔会议讨论了德国处置、对日作战、筹建联合国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设计和划分了二战后世界秩序。随着二战结束、冷战开启，雅尔塔体系正式形成。雅尔塔体系是一个两极格局，其特征是美苏实力超群，彼此对抗，世界被划分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

（三）冷战之后的国际格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终结。冷战后初期的国际格局是一个单极格局，有时也被称为“一超多强”格局。在“一超多强”格局下，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国际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遥遥领先，国际国内政策受其他国际力量制约较小，美国2003年不顾中、俄、法、德联合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即是例证。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内还存在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个次级力量中心，它们彼此竞争与合作并存，在特定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关于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学者意见不一，存在美国单极、中美两极、多极和无极格局多种观点。但一个共同观点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格局变化速度加快，并对世界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由于历史上的国际格局转变大多是通过大规模国际战争完成，一些西方学者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表达了担忧，特别是认为中美两国已经步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然而，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最近一次国际格局更替——冷战格局转为“一超多强”格局并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且抑制战争促进和平的力量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不断增强，因此人们有理由对未来国际格局的更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二、国际战略形势现状与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既有延续了过去30多年总体趋势的一面，也出现了重大历史性变化。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稳步发展，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的全球安全倡议为解决复杂难题提供了重要方案。但是，大国战略竞争对抗加剧，国际战略稳定受到巨大冲击，人类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新旧安全挑战。

（一）国际战略和平环境面临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推动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架构，为防范大国战争、化解地区冲突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同时，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通过贸易往来、金融流通、人文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世界各平的重要力量。恐怖主义的兴起、气候变化的加剧、公共卫生问题的扩散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珍视和平、追求安全的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恃强凌弱、巧取毫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学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为标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趋于抬头，全球化进程遇到重大挫折。美国把中国、俄罗斯视作战略对手，联合主要盟友伙伴围堵打压中俄发展，挑起大国竞争甚至对抗，严重损害全战略稳定。以2022年2月俄乌冲突为标志，地区和全球形势进入新一轮震荡期，主要大国之间擦枪走火、发生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大。

（二）国际战略力量此消彼长

国际战略力量是指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大影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战略力量的数量和构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各国综合国力变动而不断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傲视群雄，是最主要的两个国际战略力量。冷战之后，苏联解体，国际体系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是当仁不让的国际战略力量。除美国之外，还存在中国、印度、欧盟、俄罗斯和日本五大次级战略力量。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大国之间发展更为不平衡，实力分化加剧，国际战略力量更替加快。国际战略力量变化的总方向是西方发达国家实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不过，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新兴经济体内部，各国实力发展也不均衡，其分化程度甚至不亚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差距。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2008-2018年间，美国相对于中国、印度而言优势大幅下降，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优势却显著增加了。如果仅仅从军费开支来看，各国军事力量的变动方向与经济领域大致相似。

国际战略力量的变动已经反映到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显著增加。与十年前相比，七国集团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明显降低，而金砖五国则走过“金色十年”，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22年12月9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首届中阿峰会在沙特召开，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六个坚持”，2月24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提出12方面要点。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赞同、共进。

（三）大国战略竞争趋于激烈

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趋于激烈，竞争领域从传统的地区热点向网络、极地、太空等战略新边疆扩展，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向高新技术和经济领域扩散。一方面，美国等国家内部政治思潮发生重大转变，民粹主义上升，从强调自由开放转为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另一方面，则源于国际权力快速转移带来的刺激，新兴经济体国家希望获得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大国则试图减缓甚至遏制其发展势头。此外，东欧、中东、东亚等地缘政治关键区域的态势变化牵动着大国的神经，为大国竞争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美俄关系继续恶化，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国对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把俄罗斯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国际秩序破坏者，并且以国内立法形式对俄实施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全面制裁封堵俄罗斯，拜登政府更是递刀拱火，战争援助一路飙升，甚而派兵下场参战，战争升级危险加剧。美国意图借助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影响力空间，实现更大战略目标。俄罗斯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受到危害，必然会反击。

中美关系前景同样不容乐观，两国竞争与合作并存，但竞争的一面明显趋于压倒合作的一面。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焦虑和担忧显著增加，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且认为中国的威胁甚于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限的经济实力难以撑起与美对抗的雄心，而中国不但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发展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吸引力，从而对美国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全方位的。为此，美国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审查，制造和升级中美贸易纠纷，推出“印太战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在对台湾问题上，政治欺诈军事挑衅，不断触碰原则底线。2023年2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用详实数据揭露美国的丑恶，中美竞争的广度和力度同步增加，全领域针锋相对、全方位对抗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常态。

中俄关系。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四）国际安全威胁新旧交织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和推进，人类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新旧交织，错综复杂。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没有消失，持续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大局。尽管冷战结束已近30年，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枷锁仍然时刻困扰着大国关系。西方大国对外干预推出新形式，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煽动发展中国家民众街头抗议，在东欧、中亚推动“颜色革命”，在中东地区掀起“阿拉伯之春”运动，美撤兵阿富汗，致使上述地区陷入动荡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军控和裁军方面，美俄双边军控体系出现裂痕，未来走向不容乐观；核大国加快核武库升级换代，全球核裁军进程久滞不前；伊朗与朝鲜核问题反复变化，仍是中东和中亚地区稳定的巨大隐患。

另一方面，新兴安全威胁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多，为国际安全局势增添新的变数。近几年，全球恐怖主义发展势头总体受到遏制，但其形式多变、手段更新，仍然是头号人类公敌，全球反恐压力依然巨大。受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遭受重大挫折。网络安全成为全球安全中的显性议题，如何让互联网技术造福人类而非沦为战争与冲突的帮凶考验着各国的智慧。中东、拉美等地的战争或冲突带来大量难民，在造成重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同时，还对接受国的社会治安构成巨大挑战。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逐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如何建设一个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彼此包容的世界仍然困难重重。

（五）全球冲突的主体多元化

二战之后，国家间武装冲突数量稳步减少，国家内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冲突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冲突形式。不过，国家间冲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从原来的欧洲、东亚转移到非洲、中东、南亚等地区。二战后成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集体安全机制虽然发挥作用，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找到应对国家内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冲突的药方。在应对那些由国家治理失序、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纠纷引发的冲突方面，传统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显得无能为力。

全球冲突主导形式改变的趋势将会继续，这要求新的国际安全观和新的国际安全机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安全治理机制亟须改革，改变传统上只关注国家间冲突的思维和做法。在新安全观指引下，合作构建多主体参与、尊重不同文明、公平正义的立体化新安全治理机制是未来的一项紧迫日程，也将考验世界各国各界的智慧。

（六）国际新安全观应运而生

传统的安全观强调各国以实力求和平、借同盟之力求安全，把国家军事与政治安全视为核心甚至唯一安全领域，为此不惜牺牲邻国小国的安全利益。然而，在全球日益相互依赖的今天，任何一国都难以独善其身，以一己之力实现本国绝对安全，从别国动荡中收获稳定。以传统安全观为指引，难以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在应对当今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方面，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的声音和方案就是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没有中国的安全也就没有世界的安全。

新安全观强调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是照亮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盏明灯。自2014年5月由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提出之后，新安全观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为各国走出已延续数千年的“安全困境”指出了方向。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安全观仍然在西方大国中占据主导，美国等国政治精英和军事高层仍然迷信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作用。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安全观将相互竞争，各国人民追求持久安全的美好向往与冰冷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也会共同存在。中国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回应了当今时代面临的安全难题，也是避免人类社会重走阵营对立、分裂对抗老路，陷入零和博弈、战争陷阱的重要契机。

三、主要国家军事情况

冷战之后，美国与俄罗斯一直是世界前两大军事强国，一举一动都对我国及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周边大国日本、印度的军事发展和走向同样影响我国战略安全。

（一）美国

1.军事力量

美国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超级军事强国，也是唯一具有全球军事行动能力的国家。美国武装力量由现役部队、文职人员和预备役人员组成。现役部队总兵力为134.7万人，其中陆军47.5万人，海军32.8万人，空军31.7万人，海军陆战队18.4万人，海岸警卫队4.3万人。文职人员共计70余万人，预备役人员共计86.5万人。这些兵力划归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包括6个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作战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印太司令部、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5个按照功能划分的司令部——网络司令部、特战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太空司令部。

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本土之外还部署有大量兵力。截至2017年1月，美国海外驻军超过21万人。其中，欧洲、东亚和中东是美国海外驻军重点区域，分别驻扎7.9万人、7.4万人（仅包括日本和韩国）和3.6万人。从国别来看，德国、日本和韩国拥有美国驻军最多，分别为4.7万人、4.5万人、2.9万人。美国军费数量长期位居世界首位，一国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随着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美国军费不断增加，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7160亿美元，2019年国会批准7163亿美元。据报道，2022年美国军费支出为7666亿美元，占到全球总军费的39%。在武器装备方面，美国是世界军事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武器制造国和武器出口国。美国在洲际导弹发射器、战略轰炸机、弹道导弹核潜艇、航空母舰及其他主要军舰、战斗机等广泛领域具有技术和数量双重优势。过去3年，美国武器出口总额的平均值为1611亿美元，占世界武器出口总额三分之一以上。美国是最早制造出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是当今两大核超级大国之一。截至2018年1月，美国共有6450枚核武器，其中3830枚处于部署或备用状态，2620枚处于退役并等待拆除状态。

2.战略动向

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陆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文件，对美军战略重心、战略能力建设、战略能力运用诸方面的理念、政策和措施作出重大调整。

战略重心回归大国竞争，矛头对准中俄。冷战之后，美国战略界一度陶醉于“单极时刻”和“历史终结论”，认为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和美军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反恐问题上，直到奥巴马执政后期才有所调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和美军的战略重心作出根本性调整，从反恐转变为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间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反复强调，“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再次来临”“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并把中国与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及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重构美军关键战略能力，寻求扩大相对优势。针对战略重心的改变，美国多头并进，采取多项变革性政策举措来重构美军关键战略能力，寻求扩大相对于中俄的竞争优势。在经费预算方面，国会两党基本上接受了美国需要增加军事投入的总体方向，军费预算连年增长，从2017年的610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7405亿美元。在核力量方面，一改上届美国政府裁减核武库并降低核武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重要性的做法，要求加大投入以改造升级核武器，而且暗示美国将扩大核武器使用条件，不排除在未受核打击时率先使用核武器。此外，美军还强调抢占太空和网络等新兴领域，实施“多域作战”，追求尖端技术，加速开发高超声速、定向能、先进自主系统、人工智能、生物等技术及其武器化。

提出用兵新概念，强调动态运用和全球行动。美国《国防战略》提出“战略上可预测，但行动上不可预测”。据此，美军将采取两个用兵新概念，一是“动态兵力运用”模式，寻求增加“主动性强、可以衡量的军事选择方案”，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包括大规模战争以及在亚洲和欧洲的地区行动；二是“全球行动”模式，阐述在冲突发生前的全球竞争和执行战时任务过程中，如何组织和运用军事力量，包括4个层次，即“接触、钝化、激增和本土”。

落实“印太战略”军事层面的构想，谋求两洋联动。“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旨在联合本地区盟友与伙伴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综合方略。军事层面是“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它从构想变为行动的关键。如美军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本地区部署包括第五代战机、能够突破“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的武器、水下战优势能力等高端战争能力，加强美日澳印实质性安全合作，在南海联合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等。

（二）俄罗斯

1.军事力量

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拥有庞大且先进的核武器库，武器研发能力突出，实战经验丰富，能够在东欧、中东、远东地区发挥重大战略影响力。俄罗斯军队目前设有西部军区、南方军区、中央军区、东方军区，以及北方舰队5个军区。2023年初，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罗斯决定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应对芬兰和瑞典一旦加入北约带来的威胁，以保障国家军事安全。每个军区设有一个联合战略司令部，对辖区内各军兵种部队行使指挥权，分别设在圣彼得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堡和哈巴罗夫斯克。在组织编制上分为陆军、空军、海军3个军种和战略火箭兵、空降兵、空天防御兵3个独立兵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人数190.3万人，其中现役兵力101.4万人，2022年9月俄罗斯动员征兵30万，应对战争需要。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俄总统普京决定在未来3年将武装力量人数增加至150万人。

在本土之外，俄罗斯还有一定数量的海外驻军。俄海外驻军主要集中在独联体地区和叙利亚，包括驻塔吉克斯坦7000人，驻哈萨克斯坦3000人，驻吉尔吉斯斯坦250人，驻亚美尼亚4000人，驻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4000人，驻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1700人，驻摩尔多瓦400人，驻叙利亚最多时4000人。

俄罗斯军费开支数量位居世界前三，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5％。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军事力量对比》报告中称，俄罗斯2022年军费开支为897亿美元。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武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洲际导弹发射器、轰炸机、弹道导弹核潜艇、步兵装甲战车等多种武器的数量和性能位居世界领先地位，近年武器出口规模维持在年均60多亿美元。此外，俄罗斯还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核超级大国。截至2018年1月，俄罗斯共有6850枚核武器，其中4350枚处于部署或备用状态，2500枚处于退役并等待拆除状态。

2.战略动向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陆续颁布新版军事学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2016-2020年国防计划”等文件，对新时期俄罗斯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与挑战进行了全面评估，勾勒了推动军事力量建设和实现战略安全的重点方向。

继续以北约为主要战略威胁，降低发展美俄关系的预期。2015年年底颁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直截了当指出北约是俄罗斯的首要威胁，认为北约东扩以及在俄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全球打击系统、高精尖武器等威胁到俄安全。由于坚信美国采取的是全方位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方在对美关系上更为冷静客观现实，不再刻意追求俄美关系实现实质改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把原来的“致力于同美国建立平等的和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降格为“希望同美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表明俄方已经调低了对发展俄美关系的预期。

继续巩固战略核威慑，同时强调发展“非核遏制”。强大的战略核威慑是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和西方安全威胁的首要选项。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直截了当指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绝不会放弃战略核威慑能力，实际上，我们将加强它”。尽管近年来俄军费投入因经济衰退而有所减少，但用于核武器库的经费不降反升，如在2016年增加了50％达到14亿美元。除了战略核威慑之外，俄罗斯还在2014年新版军事学说中首次提出“非核遏制”的全新概念，即依靠常规武器进行遏制。俄罗斯之所以提出“非核遏制”，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军事实力提升，非核实力已经可以成为依托，二是因为清楚地看到在应对周边冲突如乌克兰问题方面，核威慑并非永远有效。

深化军事改革，打造新型现代模块化快速反应机动部队。受到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俄罗斯难以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军队。俄罗斯正在深化始于2008年的“新面貌”军事改革，而打造新型现代模块化快速反应机动部队正是未来改革重点之一。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继续深化部队编制体制，建立新一代快速反应部队；继续推进联合作战体制建设；恢复和建立战备水平检验机制等。俄军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证明改革初见成效，也为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大力发展基于科技、信息和网络的作战能力。针对美军军事发展方向，俄罗斯积极提升其基于科技、信息和网络的体系作战能力。这方面的措施包括：打造高效的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2014年12月俄国防指挥中心的正式运行即是标志性事件；发展战略突防和威慑能力，如开发具有末端变轨性能的洲际导弹，应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新型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机和无人战车、高超音速飞行器、定向能武器等。

（三）日本

1.军事力量

受政治和法律制约，日本防务力量规模有限，但日本自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防空反潜等特定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日本自卫队共有现役兵力24.7万，其中陆上自卫队15.1万人，海上自卫队4.5万人，航空自卫队4.7万人，统合幕僚监部0.4万人。现役准军事力量1.3万人。除现役部队之外，日本还有5.6万人的预备役力量，其中与陆上自卫队相对应的预备役5.4万人，与海上自卫队对应的预备役1100，与航空自卫队对应的预备役800人。当今的日本防务开支位居世界前十，年度防务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1％。

2.战略动向

日本近年来对军事安全的认知及战略走向体现在2015年新安保法、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等政策文件中。日本认为朝鲜核导问题与中国军事动向是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现行国际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为应对“威胁”，日本积极谋划、全面布局、步步推进，在军事方面主要采取的举措包括：

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由守转攻、向远向外。2015年9月，日本正式通过新安保法，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该法允许日本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从而突破了二战之后的“专守防卫”政策。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与之配套的“中期防卫”要求日本拥有和增强攻击性军备能力，“专守防卫”政策彻底变为形同虚设。

加强新领域作战能力，构筑多次元统合防守力量。日本高度重视网络、太空、电磁等新领域，首相安倍晋三直言“确保在网络及太空等新领域的优势，对于日本防卫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对此，日本把旧版《防卫计划大纲》中“统合机动防卫力量”的提法改为“多次元统合防卫力量”，优先加强网络、太空、电磁等新领域的防卫力量建设，并注重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网、天、电等新领域之间的作战指挥融合。

紧跟美国步伐，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近年来日本防卫力量建设呈现两大基本发展趋势，一是应美国要求，积极扩大防务开支，通过采购高价美制装备，试图减轻美对日贸易赤字的压力；二是不断顺应“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的防卫政策调整脉络，通过构筑防卫力量运用方面的共享体制，力图实现日美军事合作一体化。在日美双边合作之外，日本还积极参加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如美日澳印四方军事合作、积极发声台海问题。

（四）印度

1.军事力量

印度作为拥核国家，近年来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大力研发和采购先进武器装备，是中国周边军力迅速上升的地区性大国。印度武装力量由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和准军事力量组成。印度现役部队兵力总计139.5万人，其中陆军120万人，海军5.8万人，空军12.7万人，海岸警卫队近1万人。预备役兵力总计115.5万人，其中陆军96万人，海军5.5万人，空军14万人。此外，印度还拥有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的准军事力量，其中现役140万人，预备役98.8万人。

在军力部署方面，印度平时把45％左右的陆、空力量部署在西部边境，突出“进攻态势”的特点；把25％左右的兵力部署在北部边境，保护其既得利益；把30％左右的兵力部署在纵深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和内部治安力量。海军在沿海部署东、西两支舰队，活跃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重点放在西部，对付与其利益相冲突的国家并保护自己的海上经济利益和石油通道。

印度是当今世界前五大军费开支国，军费开支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2.5％左右。随着经济实力不断长，印度军事投入也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474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639亿美元，5年增长了近35％。印度具有规模较大的常规力量和有限的核力量。在常规力量方面，印度的主战坦克、火炮等武器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算，印度核武器规模约为130～140枚。

2.战略动向

长期以来，印度军事战略的防范重点都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一点在当今并无根本改变。针对中巴军事发展和继续主导南亚地区，印度近年来在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

以国际合作带动创新，推进国防工业建设。发展滞后的国防工业是印度大国梦的主要短板之一。为推动国防工业转型升级，印度全方位拓展国防工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努力带动本国武器装备生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如积极开展印俄合作，共同研发涵盖核潜艇、潜射导弹、第五代战机的武器装备系统，推动双方从过去“俄卖印买”“俄卖印仿”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平等合作、共同研发”的新模式。此外，印度还积极拓展与美国、法国等的军工合作关系。

动态调整军事战略与作战思想。在军事战略方面，以威慑和劝阻相结合的总体政策来防止战争，战略选择由战略劝阻向战略威慑转变，强调不仅要保持当前的劝阻性威慑，还要将惩戒性威慑作为并行选择。在作战思想上，强调从传统消极防御、攻势防御向先发制人思想转变；从过去的区域威慑向战略威慑作战转变；从打赢常规战争向打赢核威慑背景下的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

不断推进战略武器系统建设和强联合作战能力。为提升战略威慑力，加速构建核导设施，着重发展高速、远程、水下运载平台，积极构建全方位防空反导系统。加大联演联训力度，提高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具体包括加大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演训力度，突出与友好大国、周边小国开展联合演习，以及举行远洋演训等。

★思考题

①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处于什么状态?

②未来国际战略形势有哪些发展趋势?

③请简述美国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

④请简述俄罗斯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