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2016-12-20 16:12:57 青春岁月 2016年21期

赵浩政+刘常春

【摘要】延安整风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党风整治和思想教育运动，其历史背景是党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必须统一思想以形成思想共识、加强组织建设以凝聚全党力量、肃清各种错误路线以减少对革命的危害。通过整风，肃清了这之前长期影响中国革命的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全党空前团结，确定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关键词】延安整风;背景;历史意义

一、延安整风概述

延安整风前后历时四年，其整顿教育的对象包括当时我党全部120多万党员，重点是300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

194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两个重要报告，为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这两个报告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总动员，从此，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展开。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1、我党成立以来历次所犯的“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主要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在延安整风之前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清算，因而需要来一次系统深刻的总结，否则会严重危害党的事业。

2、毛泽东本人的党内斗争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全面整风对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井冈山的斗争：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但起义在江西修水、萍乡安源、铜鼓三地先后失败，原先制定的起义胜利后会攻长沙的计划流产。毛泽东当机立断，把部队拉上了井冈山。但毛泽东的做法在当时没有被中央肯定，反遭到批判，认为毛泽东是逃跑主义，为此还一度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1928年5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湘南后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井冈山的斗争很复杂，既有路线斗争，也有权力斗争。当时在湘赣边我党有三个权力机构：湘赣边特委（边区党的特派机构）、军事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朱德任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前委主席。中央规定，重大事项由前委统一指挥。但这三个机构在职权方面是有冲突的。毛主席和朱德大多数时候关系良好，但在早期也有分歧。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部分军事将领不满毛泽东对军队事物的过多干涉，按规定凡是重大军事行动先由军委制定计划，然后报前委批准，这两个机构在军事行动方面有点重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力了军事效率，引起了一些军事将领的不满。朱德也存在这种想法，有点轻视党的政治领导在军队中的作用。这种党和军队的矛盾，在部队能打胜仗的时候要好点，一旦战斗失败就会全面爆发。党和军队的矛盾从井冈山一直延续到1929年底。1929年初，由于形势严峻，主力红军难以在井冈山立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主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开拓生存的空间。起初，红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党权和军权的矛盾又再次爆发。当时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红四军指导工作，他政治上支持朱德，反对毛泽东。当时夹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陈毅也倒向了朱德，毛泽东一时很孤立。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七大”，居然选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位（按照党中央规定，党的书记是不能选的，只能由中央任命），由陈毅当选。为此，毛泽东愤然之下辞掉了一切工作，隐居于赣南闽西的深山老林半年之久，期间曾得了重病非常危险。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朱恩来纠正了红四军的错误，请毛主席重新出山执掌红四军。之后1929年底，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九大”，大力整顿军队，最终确定了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史称“古田会议”。至此，中央苏区的斗争以毛泽东的暂时胜利告以段落。

1931年前后的斗争：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全面爆发，毛泽东在苏区的权力被剥夺，军队指挥权完全被博古取代，毛泽东是当时党内斗争的受损者。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开始决定不带毛泽东，后认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候还有点作用，就带上了他。

遵义会议以后的斗争：1935年1月，我党在危机时候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周恩来、王稼祥等的支持下，我党重新启用了毛泽东，成立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朱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规定如遇到重大问题争议不下时，由朱恩来最终做出决定。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还没有确定第一把手的地位，地位在周恩来之下。此后，毛泽东又受到了我党元老张国焘的挑战。抗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来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在党内散步自己的错误思想，挑战毛泽东的地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待稳固。但此时的毛泽东进入了他人生中最成熟、也是最正确的时期，他在军事上、战略上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正确的，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来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和党建思想，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在我党进行全面整风、彻底清算各种错误思想的准备。

3、1941到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我党再一次面临重大生存问题，这迫使我党必须整治作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以确定和巩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为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我党在历史上面临困难尤其是最危难的时候，都需要通过整治党风和加强思想教育以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克服苦难。

三、延安整风的成果和历史意义

延安整风最主要的成果和历史意义就在于批判了我党各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确定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延安整风后不久，中共召开了“七大”，进一步巩固了整风的成果。在“七大”上，我党更是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其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从延安整风运动说起

来源：《求是》2019/14 作者：黄一兵 2019-07-16 09:00:00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5月，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源头活水，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力量。

　　自延安整风结束至今70多年来，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党的作风建设的不懈奋斗，换来的是百年政党的伟大与兴旺。当前，我们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认真回顾与总结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史，对于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意义重大。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的学风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与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密切相关。此前，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前，党已经有了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革命遭受巨大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或“左”的错误。自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增加了70多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会后，党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但是主观主义影响依然很大，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威胁。1941年春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从3月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连续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事实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经历一场系统的、深刻的、全面的整风运动，不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错误路线问题，中国革命就没有光明的未来。

　　在经过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近一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后，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整风运动在全党推开，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之后，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思想共识。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而鉴于深重的思想之弊和惨痛的实践教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关键。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就紧紧抓住思想方法和作风问题不放。他在给中央研究组同志的信中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破除错误的思想方法，畅行正确的思想作风，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个词，并非毛泽东首创，但把“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则是毛泽东的功劳。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就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许多领导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成果丰硕，为党中央制定各项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更是我们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根源所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养成，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图为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历史启示我们，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收到了一封署名“罗李王”的群众来信，对报纸提出尖锐批评。来信指出：“把贵报各版读过之后，总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是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这个时候的《解放日报》，“高大上”的国际新闻是主角。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第二版国际版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通讯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而第四版下半部是文艺副刊。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即便如《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也只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其中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当时，延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初创的《解放日报》在语言文字上，文白夹杂，晦涩难懂，边区群众对一些内容诸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等一些内容根本不知所云。《解放日报》出现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毛病。这种情况在一些部门表现的也十分突出。整风前的文艺工作者搞起了所谓“正规化”、“专门化”，大讲国外文艺理论；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唱美声，好心的老乡疑是“打摆子”了，赶忙端来热姜汤；过去露天排戏，老乡边看边议论，帮助提高，此时关门排“大戏”，群众隔墙扔石头。延安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批评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倾向：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害）不下”（这是一句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等等。

　　针对《解放日报》等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3月，毛泽东亲自推动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改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在延安整风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再次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并强调群众路线就是要在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可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贯穿于延安整风全过程。可以说，没有紧密联系群众，不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没有延安整风的完全胜利。

　　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明确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是群众观点的确立。1943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提道：“关于群众观点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专为群众谋利益的，除开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同时共产党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刘少奇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既包括群众观点，又包括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总结这些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领导方法，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今天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观点，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观点的提出和阐发，表明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感受者，群众对于检验真理正确与否最有发言权。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判断领导意见的正确与否，必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原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系统建构与充分实践。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造就了鱼水之情般的党群干群关系。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时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习仲勋作了一份组织鉴定。鉴定写道：“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习仲勋关心群众，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习仲勋。还是那份鉴定上写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正是当时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总结我们党发展壮大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把群众作为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始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新性实践之中。历史启示我们，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

　　曾经到访过延安的斯诺回忆说，他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1942年12月，一位分区司令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被边区的一个老乡提了意见，受批评了。毛泽东高兴地说道，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你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正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风”。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是延安整风运动首次提出的。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批评”一词。“自我批评”则首次出现在1928年10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文中。而我们党内最早出现“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词的权威著作，就是1937年8月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

　　尽管“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早已有之，但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由于受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党内错误思想路线影响，“过火”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等种种现象的存在，本应该是治病疗伤的锐利武器变成了伤害同志、削弱组织力的工具。延安整风运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经验教训，深刻结合我们党的自身实际和特点，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开创了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境界。针对“批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毛泽东指出，要“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由此来开展批评。延安整风运动强调，批评要讲实事求是。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明确强调：“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批评时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能“无知妄说”。延安整风运动强调要“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正确的自我批评就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陈云也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反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

　　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图为整风运动时，我军某部连队指导员在给战士们讲课。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毛泽东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了与人为善、团结同志，同时又敢于批评、帮助同志的良好局面，有力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毫不吝啬地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延安整风的历史启示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好比空气、阳光和水，须臾不可或缺。时刻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牢牢掌握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能够及时洗涤思想上的污垢和灰尘，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四、作风建设永远没有休止符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为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70多年了，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始终自觉地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重要位置，一以贯之地推进发展，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党的性质、理想、宗旨不会变。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党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决定了党必须锲而不舍，不断攻坚克难；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必须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靠持之以恒的党性修养和过硬的作风来保持“初心”，就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改进作风。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及时消除可能不时出现的“要不得的”想法，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肩负起历史使命，都必然要求我们党的作风过硬。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作风状况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共产党人要应对风险挑战，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必须在作风建设的熔炉中不断锤炼自己，不断加强和改进自己的作风。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