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初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李树军

                         （ 外交学院基础部，北京，100037）

 

[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宣传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向往社会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契合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目标诉求和追求财产平等的文化心理。1917-1921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关键词] 中国先进分子  马克思主义    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诞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改造社会的方案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纲领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原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他们锲而不舍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必然结果。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在宣传民主主义中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十月革命后先进分子在学习俄国成功经验中向往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在各种思潮比较推求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双重诉求和文化心理。

 

一、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在宣传民主主义过程中开始怀疑资本主义

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继续，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期望改造国民性以“图根本之救亡”，是一场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为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主要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库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事实, 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资本主义开始产生了某些怀疑和保留。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弊病使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一种避害意识。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中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以致出现了全球性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写道：“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2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李大钊撰文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袒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3

此时，一股反思、怀疑、批判、否定甚至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4

其次，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也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毛泽东说过：“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5

再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了。

巴黎和会上,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益都转给了日本。这一结局令中国人民认识到，所谓“公理战胜强权”都是骗人的鬼话，一战后仍然是强权跋扈的世界。“与战争前原无什么区别，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图上的颜色改变改变；把德意志逐去强权之列，换了一个东方崛起的日本，把有名无实的海牙平和会，换了一个五大专制的国际联盟。把‘战败’国家的富源地，瓜分给各大强国，更把此次战争所损失的大部分负担，都加在‘战败’国民的身上。”6

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使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开始探索新的挽救危亡的途径，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土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分流，一部分启蒙者如胡适，仍然沿着资产阶级道路走下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李大钊、陈独秀等。

对西方的怀疑只是说明了转向的必然性，而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

 

二、十月革命后先进分子在学习俄国成功经验中向往社会主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首先，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俄国国情和中国相似（封建压迫重，经济文化落后）, 因而对中国先进分子有特殊的吸引力。

    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就认为：“我国政治经济状况，完全和俄国一样，同是农业立国。十年以前，同是压服在君主专制之下。他们的社会主义，两年来已强半成功了，我们只要抱定这种决心，谋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合适。 ……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社会主义实现起来”。7李达也认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8俄国的经验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9

其次，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践踏欺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10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4月在中国报刊发表11，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加之十月革命后到1919年上半年四万多自俄归国华工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经验，有识之士深感苏俄是平等待我之国家，这种情况有力地推动了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再次，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取得胜利的事实，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的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董必武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让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研究俄国的方式”。我们“从俄国的方式中见到了搞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12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一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将救国救民的希望从欧洲转向俄国，从而不再把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唯一的最高理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3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一种救国的武器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4、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

 

三、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在各种思潮比较推求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进而促使先进分子在对各种思潮比较推求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产业工人达200余万人）及其在爱国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把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寄托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而投向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他们从救国方案的选择，进一步发展为历史观、世界观的转变。

陈独秀等人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态度，他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15  1920年9月，他写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表明他已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主导下，北京和上海逐渐成为国内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中心，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选择马克思主义。

必须看到，五四运动后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干扰，二十年代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是在同这些错误思潮的论争、争鸣和比较推求中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从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这说明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6 这一时期国内思想界有三次较大论争：

       第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到中国11省讲学，推崇实用主义。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谈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7

实际上，李大钊也好，胡适也罢，都不反对研究主义；只不过胡适主张的是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而李大钊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诸多问题必须以革命手段根本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根本解决”），改良主义行不通。李大钊批判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影响。通过争论，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第二、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

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即行会）社会主义。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发表类似观点，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李达、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立即发表文章进行批驳。双方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①中国的出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②中国有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真正的劳动阶级”？

③用改良的方法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

张东荪等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鉴于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达、周恩来等在论战中阐述了原则立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18论战揭穿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者存心主张资本主义的实质。经过辩论，先进分子更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

       第三、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

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从一九二○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发表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观点予以批驳，论争持续到1923年。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19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还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没有这场斗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是使许多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了；帮助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使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去。这样，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些具有激进倾向的爱国者，尤其是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双重诉求和文化心理

首先，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20 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

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2

在进入中国的众多国外思潮中，唯有马克思主义兼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功能。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它不但能超越封建主义，也能超越资本主义；它既可以克服中国封建社会的顽疾，又可以避免已经暴露出来的欧美资本主义的弊病；20世纪20年代处于革命风暴中的中国，特别需要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彻底的革命性恰好满足了中国反帝反封的现实要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驱逐了中国人民的自卑感，重铸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天朝自居的文化至上感一落千丈，文化自信心严重缺失，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备感压抑和窒息；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侵略令中国人备感屈辱和自卑。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对其充满仇恨；另方面却不得不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实在是一种痛苦的心理折磨与苦闷纠结。

这时突然传入一种理论，不仅指出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根源，而且直截了当地呼吁人们用暴力推翻它、代替它，而后建立一个高于它、优于它的社会制度，那么，这种理论不但很容易被长期受殖民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所接受，而且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下子使高于西方列强的这种社会制度由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它不但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是建立在对列强制度的批判并能超越西方社会的观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像及时雨一样洗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屈辱感，驱逐了他们内心的自卑感，重新点燃了中国知识精英们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23 马克思主义提倡用暴力手段打碎旧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号召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下建设新世界，让被压迫、被剥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当家作主，这让以往郁郁寡欢、苦无出路的中国精英们一下子从精神上振作起来，中华复兴有望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有望了！毛泽东曾经用“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中国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时的心情。

再次，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大差异，但的确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和接纳。

这些相通之处表现在：

①在社会理想方面，传统的“大同”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共产主义社会构想。这种外在的“形似”之处引起先进分子的共鸣，他们往往用“大同”社会理想解读马克思主义。

②在政治观方面，传统民本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等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民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实现思想的转变。

③在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敢于斗争的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二者达到了某种共振，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意义，因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

④在价值观方面，家族本位的观念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为强烈的群体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又重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层面，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便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关联。

⑤在哲学方面，中国丰富的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使得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和体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和理论途径。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客体统一于实践的认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由十月革命的启示认识它的，是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的时候接受和选择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内在契合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年9月

3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4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宣称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德]奥.斯宾格勒著，1918年德文版，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页。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1919年初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615页。英国哲学家罗素更得出“资本主义在今日已不容于世界”，“自由主义经济的公平，世界的协力合作，这些理想却是世界所需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成”。（[英]罗素著，张菘年译《民主与革命》，载《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6 《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7 《林修梅遗著》，1921年林伯渠编印

8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9  彭璜1921年1月语。《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10 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

11  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1页，第91~93页

12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4 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如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日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见沙健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疑难问题解析》，高教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4页。

15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920年4月21日

16 《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17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下），第908页

18 《李达文集》第1卷，第64—73页

19 《李达文集》第1卷，第53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2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23 参见宋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