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1 第一单元绪论
    • 1.1 课程介绍
    • 1.2 课程先导
  • 2 第二单元 青少年社会工作基础
    • 2.1 青少年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概念
    • 2.2 青少年的特点与需求
    • 2.3 青少年社会工作原则
    • 2.4 青少年社会工作内容
  • 3 第三单元 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
    • 3.1 青少年发展理论
    • 3.2 青少年偏差理论
  • 4 第四单元 青少年社会工作方法
    • 4.1 主要工作方法
      • 4.1.1 个案工作方法
      • 4.1.2 小组工作方法
      • 4.1.3 社区工作方法
    • 4.2 危机介入
    • 4.3 家庭治疗
    • 4.4 历奇辅导
    • 4.5 外展服务、朋辈辅导与向导服务
    • 4.6 实验1青少年社会工作方法
  • 5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
    • 5.1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过程
    • 5.2 专题1-朋友和我
    • 5.3 专题2-亲密关系
    • 5.4 专题3-性与性别
    • 5.5 专题4-越轨与犯罪
    • 5.6 实验2 青少年社会工作项目
    • 5.7 实验3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
  • 6 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
    • 6.1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与伦理
    • 6.2 伦理决策模型
  • 7 第六单元青少年社会工作评估与研究
    • 7.1 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
    • 7.2 青少年社会工作评估
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

本节学习任务

1.阅读文档,掌握以下内容

(1)社会工作评估、社会工作研究的概念(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比较(3)研究报告所应包含的内容

2.了解社会工作伦理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社会工作研究与评估

社会工作评估

是指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系统来地评价社会工作的源介入结果,总结整个介入过程,考查社会百工作的介入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度与目标的过程。社会工作评估知具有持续性、互动性、逐步深入、知识指道引性等特点。

青少年社会工作评估




展阅读:研究伦理

案例1:社会学家可以协助谋杀吗?——关于研究伦理的争议

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去年出版的著作《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以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描写了贫民社区中黑人青年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警察和法庭等权威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学界受到如潮的好评,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今年六月,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史蒂文·卢贝特(Steven Lubet)对戈夫曼发难,指责她“参与策划了一场未遂的谋杀”,思想市场6月8日的国际思想周报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169)

近日,“政见”微信公号发布了刘冉的《社会学家可以协助谋杀吗?——关于研究伦理的争议》一文,再次梳理了这场席卷美国社会学界的风波始末,并深入讨论了这一事件背后的研究伦理问题。
学术诚实和保护研究对象的两难
卢贝特的指控根据的是戈夫曼书中对黑人青年“查克”(化名)遭 仇人枪杀后主动参与复仇活动这一情节的描述。查克是戈夫曼亲密的朋友和室友,查克遇害后,戈夫曼曾和他的朋友麦克一起去寻找仇人,为他开车,并在书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复仇的渴望”。
卢贝特指出,如果描述属实,根据宾州法律,即使事实上无人死伤,戈夫曼的行为也已经构成了协助策划谋杀的重罪。面对这一指控,戈夫曼专门撰文回应称,在她看来这场寻觅只是一场 “哀悼仪式” 。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书中的描述是否为了给读者营造一种紧张的错觉而存在夸大?
一方面,在对边缘人群和犯罪行为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学者似乎难以避免地会卷入某些违法行为。对此应该如何处理,学界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定;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伦理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了保护研究对象,许多民族志研究都是无法复制和求证的,其结果是民族志研究的可信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学者的人品。
也就是说,面对质疑,戈夫曼无法透露研究对象的身份或提供原始证据来洗清自己,同时她也承认,为了保护这些青年,她在书中故意修改了一些可能回暴露他们真实身份的细节。
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要想彻底隐藏研究对象的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卢贝特很容易就找到了戈夫曼的几位研究对象,但在她的要求下同意不公开这些信息。但《纽约杂志》也设法查出了查克的真实身份,对查克母亲和朋友的采访证实了戈夫曼研究中细节的真实性。
但是,卢贝特通过对查克的死亡过程的调查提出了更多的质疑。这些质疑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戈夫曼个人的研究,而是关乎整个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可信度问题。
西切斯特大学人类学教授 Paul Stoller 在 《赫芬顿邮报》 上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民族志的意义并不是呈现百分之百的事实,而是让人们了解原本陌生的人和事,让不同文化能够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进行对话。
对于 《在逃》 的质疑已经渐渐冷却,也并未伤害到戈夫曼在学术界的地位。但是,如何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社会边缘群体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在保护研究对象的同时建立更严格的学术调查机制,如何在社会学研究中更客观地理解和呈现事实,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的问题。

案例2:原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梁莹违反研究伦理

2017年,梁莹曾到国内某重点大学做讲座。在场听讲的学生陆晓(化名)向记者回忆,梁莹在讲座中讲述了自己做戒毒与老年人相关课题的细节。陆晓感到反感的一点是,梁莹对被研究者的用词极不尊重,称把他们从戒毒所或养老院“拖出来做实验”。

陆晓告诉记者,梁莹的研究还可能存在伦理问题。她在讲座中称,因为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做实验,最后她找到了一个收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养老院,因为只要院长同意就好。

据陆晓回忆,梁莹曾在讲座上宣称,他们用很吓人的视频让老人回忆亲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当时老人跪在地上哭,这样研究所需要的脑成像图片就会看起来“非常漂亮”。陆晓认为,这样的研究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

另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朱红(化名)也告诉记者,梁莹在该校所作的讲座中也谈及了上述内容,还称“慰安妇应该拿来做研究,给那些历史学家研究太浪费了”。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10月26日消息




一项社会学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HQMqkkC70l-PZGz2-84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