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近170年间，学校教育仍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宋、梁是这 个时期统治时间较长，学校教育也较为兴盛的朝代。南齐学制多袭刘 宋，而陈则多因梁制。南朝前期学校教育的建设受玄学影响较大，而后 期除玄学外，受佛学影响则更深。 

一、宋与齐的官学教育 

（一）宋朝学校教育

东晋末年的战乱，使官学荒废。宋武帝刘裕对学校“化民成俗”的功 能是有认识的。刘宋建立初年，官学未及兴建，他就开始资助以儒学著 称的周续之开学馆于京都，招集生徒，并数次亲临学馆视察。永初三年 （422年），宋武帝又颁布第一个兴学诏令，要求广延胄子，选备儒 官，然学校未及修建而武帝病故，兴学计划终未实现。 文帝当政的元嘉时期（424—453年），史称“元嘉之治”。在社会安 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官学教育也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元嘉十五年 （438年），文帝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师，开儒学馆于京郊鸡笼山，聚 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文帝也数临学馆，奖励生徒。翌年，又使丹阳尹 何尚之立玄学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 馆。四馆并列，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此时兴办的研究老庄学 说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与研究经术的儒学并 列，这是学制上的一大变革，也反映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变化。元 嘉十九年（442年）又令兴复国子学。不久，师生聚集京师，第二年行释菜礼后正式开学，这是刘宋正式设国子学的开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 1人，国子博士2人，国子助教10人。当时吏部尚书何尚之任国子祭酒， 中散大夫裴松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领国子博士。何尚之，雅好文学， 尤善玄学，以他领国子祭酒，这是国子学学官选拔标准的一大改变。国 子学仍为传授儒家学说的学府，时《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周官》、《仪礼》、《左传》、《公羊》、《谷梁》各置 一经，《论语》、《孝经》合一经，共计10经，由10位助教分掌。国子 学兴立累载，胄子肄业颇有成就，为此，文帝曾诏令赐赏教官。梁时沈 约评元嘉兴学：“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 王之遗典。”[33]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欲再度北伐，也于同年 罢停国子学。元嘉兴学宣告结束。 泰始六年（470年），宋明帝以国学既废，诏立总明观（亦称东 观），置祭酒，设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10人，其他还置有 正令史、书令史、幹、门吏、典观吏等吏员数人。总明观是藏书、研 究、教学三位一体的机关，而且教学任务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值得 注意的是总明观的四科虽与元嘉时期的四馆分科相同，但它在四科之上 以机构较完备的总明观作为总的领导机构，在管理上要更加完善，也使 原来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为在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二）齐朝学校教育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 齐太祖萧道成代宋而建南齐政权后，颇重儒学。建元四年（482年）应 崔祖思、王逡之的请求，诏依前制立国学，置生150人，其中包括有位 乐入者50人，学生年龄为15至20岁之间，生员以离京师2000里以内的州 官以上子孙为限。学官建制仍沿宋制，设有祭酒、博士、助教。以太常 卿张绪兼领国子祭酒。张绪善清谈，长于《周易》，可见玄学对国学的影响。学校建立不久，齐太祖病故，国子学也旋即以“国哀”而被罢废。 齐武帝继位后，推行一些改革措施，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 发展，社会处于相对安定之中。永明三年（485年）诏令兴复国学，置 生200人，召公卿子弟以及员外郎之子皆入学受教。教学内容有《周 易》（郑玄注、王弼注）、《左氏传》（服虔注、杜预注）、《公羊 传》（何休注）、《谷梁传》（糜信注）、《孝经》（郑注）等，大抵 仍沿宋国学制度，无大变动。当时国学以吏部尚书诸炫、度支尚书陆澄 领国子博士，以辅弼大臣尚书令王俭兼领国子祭酒。王俭好经术，年轻 时便留意三礼，尤擅《春秋》。永明三年，废除总明观后，曾于俭宅开 学士馆，且以观内儒道文史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俭为国子 祭酒后，对国子学的教学较为重视，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并一改刘 宋以来尚文采、轻经业的学风，对于当时国子学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 作用。梁萧子显称：“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 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34]永明也成为 南齐儒教与国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明帝继位初年，统治集团忙于内争， 无暇顾及学校。由于明帝不重儒学，世人亦以文章、谈义相尚，“学校 虽设，前轨难追”。数年之后，南齐被灭，国子学终未能重现永明旧 况。 

二、梁与陈的官学教育 

（一）梁朝学校教育

502年，梁武帝萧衍灭南齐建立梁朝。他是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实 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在思想上实行“调和”政策，缓和士 庶之间、三教（儒、佛、玄）之间的矛盾。梁武帝出自诸生，故知崇经术，在政治上重用儒林学者，如朱异、 贺琛之辈，虽出身寒素，却以明经而取高位。天监四年（505年）下诏 令，选官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这种用人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 展。梁武帝在学校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中央官学有以下几所： 

1.五馆

天监四年，诏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各1人，总以五经教授。于是以 当时硕儒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 博士，各主一馆。五馆招生只问程度，不限门第、员额，每馆学生都达 数百人。五馆之间允许学生自由听讲，这就引入了竞争机制，像严植之 开讲时，由于讲说有条不紊、析理分明，故吸引了五馆学生，听者达千 余人。五馆学生由国家供其膳宿等费用，并规定生徒射策通明者，即委 派官职，一时间，好学之士云集京师。除立五馆外，梁武帝又选派学生 往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 

2.集雅馆

天监五年（506年）又置集雅馆，以招远来学者，也以五经为讲授 内容。 

3.国子学

天监七年（508年），诏令兴修国子学，招收胄子入学。天监九 年，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35]。国子学仍设国 子博士2人。学生入学年限不等，有的甚至7岁就入国子学受业（例如王 承），有的季春入学，孟冬应举（例如周弘正）。国子学学生按经分专 业学习，故有国子《礼》生、国子《周易》生等等之分。国子学的教学 除有学官讲授外，还允许学生开讲，例如周弘正10岁时通《老子》、《周易》，15岁招补国子学学生后，乃于国子学讲《周易》，诸生传习 其义，当时国子博士到洽也称其“虽曰诸生，实堪师表”[36]。国子学的教 学内容除汉晋人所注经典外，梁武帝本人所著《孝经义》、《孔子正 言》等也置学官，并令生员专门修习。 

4.士林馆

大同七年（541年），又于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周弘正、张 绾、朱异、贺琛、孔子袪等递相讲述。士林馆是一个讲学与研究合一的 机构。 

5.律学

天监四年设置胄子律博士，进行传授。 值得注意的是，梁朝的五馆、集雅馆、士林馆都是以五经为讲授内 容，但分设并立，以解决不同出身不同程度者的学习需要，这与刘宋的 中央官学是很不相同的。梁武帝在发展地方教育方面也采取了措施，曾 派遣博士祭酒分赴州郡立学，如荆州就办起了州学。梁朝文教事业曾盛 极一时，可为南朝之冠。 梁武帝晚年舍身佞佛，将梁朝引向衰亡。暂时兴盛起来的国学又归 于沉寂。太清二年（548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更使学校受到严重破 坏。

（二）陈朝的学校教育

557年，陈霸先灭梁称帝，建立陈朝。陈武帝在位期间，效法梁武帝舍身佞佛，不谈兴学之事。文帝即位初期（560年），应沈不害之请 建立国子学。陈朝国子学学生皆为王公子弟，皇太子也入学受教。国子 学在建制上多因袭梁朝。教学内容深受清谈玄学影响，例如周弘正为国 子祭酒时，在国子学大讲《周易》；张讥为国子博士时，教授《周 易》、《老子》、《庄子》。教学方式也不过以儒经为谈资进行诘辩而 已。陈朝国子学处于不振状态，《陈书·儒林传序》言：“世祖以降，稍 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这道出了陈朝国子学没落的趋势。 梁、陈的专科教育主要是律学。陈沿梁朝制度置胄子律博士，属廷 尉。综上所述，陈朝的国学时兴时废，立学时间大多不长，总的趋势是 日渐衰落。反映文化学术发展的专门学校相继设立，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是一大特色，为以后的教育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南朝的私学教育 

南朝时期一些统治者对私学也持支持态度，私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 点：第一，私学开办者成分较为复杂，既有隐逸之士，也有贵戚富豪子 弟。如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37]；何 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号曰小山，恒与学徒游 处其内”[38]。这些人开办的私学，多远离尘嚣，筑室于山野郊外，学生 多为真正的求学者。而富豪子弟徐湛之创办的私学则是另一番景 象：“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 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39] 第二，教学内容多元化。教学不再拘泥于一经一说，而是博通五 经，如司马筠师事刘 ，博通经术，尤明“三礼”。而有的学者甚至以玄 学、佛学解经，如吴苞“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 徒教学”[40]。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讲《周易》、《老》、《庄》而 授焉。吴郡陆大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 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41]。玄学化与佛学化的儒学教育彰显了南朝在 经学教育方面的特色。就非儒学教育而言，以传授史学、文学、道家学 说为主的私学也不在少数，如臧荣绪长于史学，“括东西晋为一书， 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42]；沈道虔“少仁爱，好 《老》、《易》，居县北石山下。……乡里少年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 以立学徒”[43]。 第三，特殊性质的家学得到较大发展。魏晋以来，家学有较大发 展。家庭教育文献大量出现，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嵇康的《诫子 书》、王祥的《训子孙遗令》、陶潜的《命子十章》等均是古代家训的 名篇。南朝时期，家学继续得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 训、家诫之类的撰写极为盛行，王僧虔有《诫子书》，孙谦有《诫外孙 书》，魏收有《枕中篇》，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更是这个时期家庭 教育的代表作。二是家庭（族）教育注意家风培养和家族学术的传承， 如颜之推在讲述他家的家风培养时说道：“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 龆龀，便蒙诱诲。”[44]萧梁时期的王筠有着悠久的家学渊源，连续7代文 才相继，“人人有集”[45]，自然殷切期盼后代传承家学，实现爵位相继。 刘宋时期的王准之家族熟悉朝廷礼仪，自其曾祖开始便“练悉朝仪，自 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46]。 家学的兴盛，体现了门阀世族对门第前途的期望与忧虑。童蒙教育也是属于私学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编写的童蒙读物《千字 文》流传后世一千余年，对古代儿童教材的编写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书 系由梁时周兴嗣编撰，全书由1000个单字组合而成，4字一句，共250 句，句句押韵，并包括了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居 住、农艺、园林、祭祀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