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士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为维 持其特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 的权利。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或 称“九品官人法”），即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人 充任，将士人按“才能”评定为九等，实际上是按门第高低列等，政府按 等选用。九品中正制选举法全为世家大族所操纵，限制庶族地主的政治 权利。门阀制度的膨胀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士族享有受教 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 魏晋时期的儒学日渐衰微，佛教、玄学以及史学、书学、文学等进 入了大发展时期。在这种社会影响下，学制体系也发生了变革。 经学仍为士族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依据。传授经学的学校，在学制 系统中始终处于主要地位。经学注重义理，吸收佛、玄思想，注经力求 简洁明了，标举大义，形成“魏晋经学”。这对学校教育影响颇大。 

一、三国时期的官学教育 

（一）魏的学校教育 

魏（220—265年）政权建立初年，对文教事业比较重视。其官学设 置，基本上承袭汉制。 1.太学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利用其为维护统治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 崇儒措施：修葺孔庙，加封孔丘后裔，兴修太学。黄初五年（224 年），魏文帝下令“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4]，设太学于洛 阳，置经学博士，诏令各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这些措施，使 太学得到初步恢复。同时又制定“五经课试法”，使考试与选拔统一起 来，规定初入学者称为门人（即预备生）；学满两年并考试能通一经者 称作弟子（即正式生），不通者罢遣；弟子学满两年考试通二经者，可 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未能通过考试者，可随下班补考，补考通二经者， 亦得为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两年并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 人，不得第者，也听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亦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 满两年并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未及格者，亦随下次复试，复 试通过者亦为郎中；郎中满两年并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而随才叙用， 不通者亦听再试，试通亦叙用。此项法令，规定了太学生的学习内容， 定期的考试制度，安排了仕进的梯级，对于太学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 极作用。以通经多少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课制度，虽在东汉就已制定， 但当时它纯为一种选举制度。魏的“五经课试法”是在此基础上把它的功 用已扩充为学校中的一种考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考试统一起 来，这是魏与东汉的不同之处。 文帝之后的明帝、齐王芳等仍然奉行崇儒的政策，明帝发布诏书宣 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5]，要求太学选博士要坚持高标准，地方贡 士能通经学的优先。他们时有临幸太学、祭祀孔丘等举动。正始年间 （240—249年）又镌刻古、篆、隶三体石经碑，并立于太学门外，作为 政府审定的标准教材。 在曹魏统治的60年间，太学一直处于兴办阶段，太学生员黄初年间 为几百人，到景元年间（260—263年）则增至3000人。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但与两汉太学中今文经学垄断教 学不同，此时是古文经学占据优势，太学所置的19个博士中，古文经学 博士数量上占据优势，传授郑学、王学经说的博士占15名。今古文经学 地位的倒置，是魏太学的特点之一。 魏太学虽兴办数十年，但未能革除衰颓之态。魏正始中，卫尉刘靖 就上疏指出：自黄初兴学以来20余年，“寡有成者”，太学备员而已。又 据史书记载，当时朝堂公卿以下400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10人。可见 太学始终未能较大地发挥其育才的功能。 魏太学办理不善，原因是多方面的：（1）学官遴选不精，生员择 取不严。魏太学博士大多并非经明行修、博综经典之辈，虽“有博士十 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6]。一般学子入学 只为避役而至，并不以求学问为目的。而那些士族子弟又“耻非其伦”， 不愿入太学受教。正是由于太学博士选拔不精，诸生入学动机不纯，士 族阶层轻视太学建设，魏太学呈现衰败是不难理解的。（2）学官升迁 及官员考选制度有弊。当时太学不论学官优劣，在升迁上一律论资排 辈。结果，不仅不能弘扬儒学，反而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造成教师怠 惰。227年高柔上疏，主张对博士“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7]。 但这项建议并未真正受到重视。在官员考选方面，由于举官标准过高， 考试不得法，“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8]。因此，魏太 学中能通过补官考试者百不及十，绝大多数学生的前途渺茫，因而学习 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2.地方学校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就于建安八年（203年）颁布了《修 学令》，要求“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9]。曹魏政权建立后，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学掾，县设校官 掾，以主持地方学校。地方官员中，热心者仍然兴学，如王基为荆州刺 史时，就整顿军农，兼修学校。不热心者，学官及学校均为虚设，有名 无实。 3.律学曹魏在教育制度上的新发展是律学的创办。227年，尚书卫觊上书 刚即位的明帝，认为“百里长吏，皆宜知律”[10]。他请求置律博士，转相 教授各官吏法律诉讼之学。明帝依其所请，于廷尉属下设律博士，这是 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打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蜀与吴的学校教育

蜀国刘备在221年登帝位后，“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11]，立太 学，置博士学官，许慈、胡潜、尹宗任博士，教授生徒。州设州学，以 劝学从事为学官，名儒尹默与谯周曾先后为益州劝学从事。吴主孙权在 即位之后，于黄龙二年（230年）诏立国学，设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 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9年）下诏按古制置学官，设五经博士，加以 宠禄。文武官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入学。一岁课试，按其成绩加以 位赏。在地方也有热心者兴学，例如孙瑜领丹阳郡时，厚礼款待笃学之 士马普，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其门下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 肄”[12]。魏、蜀、吴三国，各就其国情，采取一些发展教育事业的措施，所 取得的成就都非常有限，这是继两汉教育发展高峰期之后转入低谷期的 实际状况。

二、两晋时期的官学教育 

两晋（西晋，265—316年；东晋，317—420年）建朝150余年，其 中西晋虽然短命，仅存50多年，但是，西晋的和平时间却长于东晋，国 学教育也较东晋发达。 

（一）西晋的中央官学

1.太学

西晋太学是曹魏太学的继续与发展。西晋初期，太学置博士19人， 由太常总理之。魏末时太学生员为3000人，到武帝泰始八年（272年） 时已增至7000余人，后虽诏令以通经考试来裁减生员，但仍有3000人之 多。而且据咸宁四年（278年）所立《晋辟雍碑》载，当时参加行礼的 学生来自70余县，几乎遍及西晋初期所属各州郡，甚至有来自西域的学 生（参见表5-1）。可见生员人数之多，来源之广，如就此而论，其规 模也不逊色于两汉太学。此外，太学生中还有着门人、弟子、散生、寄 学、寄学倍位等不同称谓，这可能是一种程度差异的标志。 

2.国子学

西晋专门创办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这是其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 点。咸宁二年（276年）晋武帝下令立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确定了国子学的学官制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国 子学生。博士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任之。惠帝元康三年（293 年）明确了国子学的入学资格，规定官品第五以上的子弟方能入学。国 子学设立初期，隶属太学，国子学的国子祭酒实由太学博士祭酒兼任。 这是国子学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 西晋是一个以士族为政治基础的政权，它的一切政策旨在维护门阀 士族的利益和尊贵。国子学的设立，正是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 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南齐曹思文指出：“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 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13]国子学的设置，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 级性更明显。 晋武帝当政时期（265—290年）是社会安定、经济获得恢复发展的 时期，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繁荣只是昙花一现，惠帝即 位不久，就相继爆发了贾后乱政、八王之争等内讧。永康二年（301 年）春，赵王司马伦逼惠帝“禅让”，登位后，为收买民心，令“郡国计 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14]。例外的奖赏，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使太学大伤元气。不久，八王之争进入了白热化，洛阳城也成为屠 场，国学已是名存实亡。怀、愍二帝即位又都正值永嘉之乱（307—313 年），根本无力兴学。永嘉三年（309年），王弥、刘聪以万骑至京 师，焚毁国子学与太学，国学名实俱亡，战争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极其惨 重。

（二）东晋的中央官学

中原沦落后，317年司马睿偏安江左，建立了东晋。晋元帝司马睿号称中兴之主，他在谋士们推动下对兴学颇为热心。 建武元年（317年），骠骑将军王导、征南军司戴邈先后上疏要求立 学，从之，同年于都城建康设立了太学，这是东晋于江左立太学的开 始。成帝即位后，由于苏峻叛乱（327—328年），在都城燃起战火，刚 建立不久的学校即遭毁坏。乱平之后，国子祭酒袁瓌有感于“儒林之教 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15]， 上书求立太学。于是咸康三年（337年）立太学于秦淮水南，史书称 赞“国学之兴，自瓌始也”。然而永和八年（352年）又因军兴废学。孝 武帝当政时（373—396年），是东晋国学建设的一个高潮，除兴复太学 外，还复置国子学。太元九年（384年）在尚书令谢石的请求下，选公 卿2000名子弟为生，增造庙屋155间，建国子学于太庙之南。至此，两 学并存首次出现于东晋官学系统中。 东晋学官与生徒人数大为减少。西晋太学设19名博士，而东晋元帝 时所设博士只有9人，后增为11人，但最多也不过16人；西晋的国子助 教设15人，东晋减为10人；西晋的太学生员多达数千人，而东晋两学生 员也不过200多人。然而不论西晋、东晋，统治者都是有育才之名，而 无养贤之实，西晋范宁曾言：“国学开建，弥历年载，讲诵之音靡闻， 考课之绩不著。”[16]东晋统治者兴学只是用以粉饰太平，像王导就认为 兴太学能通过礼教使“蛮夷服”、“天下从”。 两晋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西晋时19位博 士，传授朝廷认可的各家经说：《周易》有郑氏、王氏；《尚书》有郑 氏、王氏；《毛诗》有郑氏、王氏；《周官》有郑氏、王氏；《仪礼》 有郑氏、王氏；《礼记》有郑氏、王氏；《左传》有服氏、王氏；《公 羊》有颜氏、何氏；《谷梁》有尹氏；《论语》有王氏；《孝经》有郑 氏。东晋时9个博士，传授经朝廷认可的各家经说：《周易》有王氏 （王弼）；《尚书》有郑氏；《古文尚书》有孔氏；《毛诗》有郑氏；《周官》有郑氏；《礼记》有郑氏；《左传》有服氏；《左传》有杜 氏；《论语》、《孝经》有郑氏。两晋相比可以看出：西晋博士人数 多，东晋博士人数减少；西晋注重王肃的经说，而东晋则以郑玄经说占 绝对优势；东晋经学则受到玄学影响，采用王弼的《周易注》就表明了 这种情况。两晋所设博士，没有汉代所传的今文经说，教育领域几乎为 古文经学所覆盖，而今文经学的师法遂归于消亡。 两晋国学不振突出表现在：第一，学校管理松弛。两晋的国学虽然 对博士的选拔与生徒的入学资格规定非常严格，但在入学后的管理方面 却是“考课不厉，赏黜无章”[17]。像太元十年（385年）国子学学生放火 焚烧学堂一事，事后竟也不严肃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第二，学官中缺乏 名师，东晋尤甚。萧子显就指出：“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 绝，而罕复专家。”[18]学官是“官师合一”，国子学博士、祭酒等大多以 侍中、散骑常侍等兼领之，并不重视学官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

（三）两晋的地方学校

两晋地方学校的开办主要得力于某些热心的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在 兴学方面有影响的不乏其人，像西晋的虞溥为鄱阳内史时，开办了鄱阳 郡学，学生达700余人。[19]张轨永定年初（301年）出为护羌校尉、凉 州刺史后，就在儒生宋配、汜瑗等人的辅助下，征召九郡胄子500人， 立学校，并置儒林祭酒。又如东晋的庾亮在咸和九年（334年）镇武昌 后，于武昌设置学官，起立讲舍，亮家及文武官员的子弟悉令入学，又 建儒林祭酒，厚加款待。范宁在373年至378年的6年内任余杭令，在县 兴学校；又在太元十一年（386年）出为豫章郡守时，大设庠序，生员 远近至者千余人。由于两晋地方学校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员自发设立，因 而没有统一规划，经费也无固定来源，没有得到国家制度的保障，一旦 热心者调离或去世，这些盛极一时的学校就难逃衰废的厄运。像庾亮设置的学馆，初时轰轰烈烈，然而在庾亮去世后不久即废。 

（四）十六国的学校 

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 视崇儒兴学，学校教育获得了局部的、暂时的恢复和发展。例如前赵刘 曜，迁都长安，于太兴三年（320年）立太学于长乐宫东，树小学于未 央宫西，选百姓子弟13至25岁“神志可教者”1500人入学，聘请明经笃学 的贤儒教之。后赵石勒在继位之前，便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设立 太学，选将佐子弟300人受业，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10 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并置小学博士，选文武官员及豪姓大族子弟受 教，并备击柝之卫。石勒称赵王后，又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 酒各1人，弟子150人，同时加以利禄，令学生若“三教修成，显升台 府”。石虎即位后又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前燕的慕容皝迁都龙城（今 辽宁朝阳），立东庠于旧宫，亲自讲授，学徒甚盛，达千余人。其长子 儁承位后，又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前秦的苻坚于国都长安广修学 校，博延学子，每月一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评定等第。后秦姚苌 即位前，就立太学，并礼待先贤之后，其子姚兴继位后，除特许诸生到 洛阳求学外，又立律学于长安。其他诸如南凉、北燕、南燕、成汉、前 凉、后凉、西凉等政权亦有兴学之举。 总之，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事业由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倡导， 仍然处于恢复和发展中。虽然它们大多沿袭魏晋的教育模式，并无多大 独特性，而且由于战争和佛教的兴盛影响了学校教育，但它们为后来北 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进了各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加速了各少数 民族提高文化水平的步伐，在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魏晋时期的私学教育

魏晋时期官学教育的发展极不正常，私学成为占主导的教育形式。 当时在职官员或退职失意官员以及隐居不仕的学者们开办私学的热情似 乎并未减退。 三国时期东吴的步骘为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卷，被服居处有 如儒生”[20]，这是在职官员开办私学者；魏国乐祥正始年间“以年老罢归 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21]。蜀国向朗被免官后，潜心典 籍，同时“开门接宾，诱纳后进”[22]。吴国的虞翻虽被贬官，仍在流放处 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23]。这些均为失意或退职官员兴办私学的事 例。避地山林、聚徒讲学的学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当时为战乱所迫，中 原一批贤良高士避居辽东，管宁、邴原、王烈号称辽东三杰，他们都于 襄平城北设馆授课，从事文化教育。像“（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 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24]；管宁到辽东，“因山为 庐，凿坯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 《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25]。 两晋统治者控制政局时间短暂，对于此时私学发展的影响并无大 碍。《晋书》的《儒林传》、《隐逸传》中记载有诸多潜心学术的学者 创办私学、教授生徒的史实，如杜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 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颖之 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26]； 又如霍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 韫 道艺，……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 郑之操”[27]。 总体而言，魏晋时期私学一方面承继了汉代私学的传统，但另一方 面也呈现出时代特色。第一，私学设置范围延伸至边陲。如酒泉人祈嘉，“西游海渚，教 授门生百余人。……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等受业独拜床下者千余 人”[28]。敦煌效谷人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 余人”[29]。这些私学的开办，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授业内容不限于五经，百家之言、文史之学皆在教授之列。 如《三国志·蜀书·李 传》介绍，其父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 马徽、宋忠等学。 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 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 晋时大儒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30]，名 臣挚虞、张轨等皆出其门下。即使是经学教育，也突破两汉章句之学藩 篱，而注重义理的探讨。 第三，开办的私学多元化，道家、天文、占卜等均有私学。如张忠 在永嘉之乱时隐居于泰山，修导养之法。“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 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31]在教学方法上，采取以形不以言，弟子受 业，观形而退。步熊“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盛”[32]。 总之，魏晋时期私学处于相对发展阶段，虽然没有两汉时那样体系 完备，但是它在教学内容的广博、设置地域的广袤以及性质多元化方面 均为两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