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法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 

1.从商鞅到韩非 

法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郑国执政者子产。最早从学者立场、以法 理为依据论法的法家人物是魏国人李悝（约前450～前390年），他曾为 魏相，著有中国第一部刑法法典——《法经》。真正使法家思想与儒家 思想趋于对立的是李悝的学生商鞅。商鞅在秦执政2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商鞅有《商君书》存世，其中也掺入 了商鞅一派法家后学的著作。商鞅死后将近60年，韩非出生，当时已是 战国末期。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是荀况的学生，但他学法家各 派，熔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派为一炉。其“法后王”、 倡“耕战”、禁游说之士、非诗书礼乐之教的理论，成为秦始皇和李斯据 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思想武器，并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同程度地信 奉。从商鞅到韩非，他们之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进化的历史观引出“法 后王”的主张，又走向轻视传统文化的极端；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导出 对“耕战”的倡导，又流于否定文化教育活动的偏颇……这些就是先秦法 家教育思想的轨迹。 

2．绝对的“性恶论”

法家的人性观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法家强调治国必须靠高压的政 治、法制手段，无须用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 正常的教育应是法制与人治的结合，行为规范乃至法令、刑罚与教育、 诱导、感化的结合，法家只讲法制而弃置人治，实际是否定了教育存在 的价值。法家上述主张在后世中国社会的教育中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 教育的主流。

3．禁“二心私学” 早在商鞅就意识到私家学派的存在，造成了思想的纷乱和不统一，因此 主张必须剥夺私家学说和学派的存在权力。 到了韩非，他将这些私家学派称之为“二心私学”，认为私家学派的存在 就意味着扰乱法治，立法令就是为了废除私学，必须毫不妥协地推行法令，对易于导致“二心”的私学和学派就应“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 以造成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和思想 局面；由此杜绝那些“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尤其是那种惑乱人心，破 坏国家法治，阻碍国家富强的儒家学说。 商、韩倡行禁私家学派，而私家学派的真正被禁是在秦朝。当时李斯曾 向秦始皇建议对私学“禁之便”，并由此进行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为了达到政治强权而实现国家富强进而实现统一各国的愿望，法家采取 的一大措施就是不准人思想和禁止人说话，而定法家思想于一尊。商、 韩的思想，李斯、秦始皇的实际行动满足了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统一人 们思想与行动的需要，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法 家这种禁“杂反”之学、学术思想择一的做法，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 统治的先河。

4．“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其首倡者 则是商鞅。这是法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概括，它要求对社 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使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教等 法令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同时也点明了商鞅、韩非所倡导并在秦国实 行的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手段。 “以法为教”主要表达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以吏为师”则主要表 达了法治教育的实现手段。 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一种社会教育。自 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讲法治，要推行法治教育，但如果把教育仅仅作此 理解，不仅片面，而且错误。因为教育的内涵相当丰富，而专门的文化知识教育及其实施者的存在，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人 类社会继续进步的条件。因此，法家的主张与实践是一种教育的倒退。 尽管法家的不少主张适应了完成统一的需要，但法家对通常人们所理解 的教育持否定态度，因此，所采取的教育措施就是否定人的价值、否定 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否定学校教育。法家教育思想用于实践，不仅会 摧残教育本身，还会窒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 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