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与新罗的教育交流

6至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力日渐强盛，完全统一弁韩、辰 韩的领域，北与高丽为邻，西南与百济为邻，到562年名符其实形成三 国鼎立之局面。新罗为了自身安全与发展的需要，展开与邻国的邦交， 派遣使者与隋朝（581—618）建立友好联系。 新罗当时未出现官学，实行的是“花郎教育”。花郎集团是由贵族十 五六岁青少年男子组成，成员称为郎徒，郎徒的领袖称为花郎，集团的 人数通常为数百以至数千，平时实施文武教育，“相磨以道义，或悦以 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1]。该集团要求奉行三教德目：儒教，“入 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道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释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通过集团生活的考察，当政者“知其人邪 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战时自成一战斗团体，编制仿军团，独立 参加战斗。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组织，其教育目标：“贤佐忠臣， 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要培养文武人才，为国家所用。花 郎教育最盛行的时代是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的中叶。 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朝统一南北。《隋书》卷八一《东夷·新 罗》载：开皇十四年（594年），新罗金真平遣使来朝，隋文帝授其王 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大业以来，使者来 往不绝。618年，唐朝代隋而兴，新罗不久也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旧唐 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国》载：武德四年（621年），新罗遣使来 朝，唐高祖遣庾文素为使者前往，赐玺书及锦彩，自此新罗使者来往不 绝。

（一）新罗派遣学生留唐的教育制度 

新罗由金真平当政时，特别重视与唐的友好联系，唐朝也有积极的 回应，于武德七年（624年），又派遣使者前往新罗，册金真平为柱 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史书只记载金真平继续与唐通好，未提起新 罗派遣留学生的事。中国史书明确记载新罗、百济、高丽派遣留唐学生 入国子监习业，始于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代。唐太宗采纳魏征的建议， 实施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文治勃兴，贯彻崇儒兴学的政策，中央官学 受到重视，扩建国子监学舍，广纳学生，发展规模达八千余人，包括一 部分留学生。《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上》载：新罗、百济、高 丽“并遣子弟入学”，附监读书习业。此时金真平之女金善德已继位为新 罗王，她进一步加强与唐的联系，使者来往频繁，留学生随着使者来往，络绎不绝，并形成一定的制度。 派遣留唐学生，初期很重视政治身份，都选自王族子弟。后期较重 视学习专业，多选取六头品官的子弟。留学生的身份称为宿卫学生或宿 卫。留学的年限，通常以10年为限，限满申报归还本国。 派遣没有固定名额，人数因年而异，最少2人，多或七八人，甚至 近20人不等，10年间同时在唐国子监留学的学生曾达一二百人。《旧唐 书》卷一九九上《新罗国》载：“开成五年（840年）四月，鸿胪寺奏： 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一百五人，并放还。”这一批回 归新罗就100多人，而年限未满的留学生，继续在国子监学习，待年满 再分批回归。 留学生受到唐政府的优待，在学期间的费用由唐政府供给。留学生 到达长安，由鸿胪寺负责接待，然后安排到国子监学习。他们的服装、 粮食、住宿、经籍等费用，由主管部门鸿胪寺依照规定的标准供给。而 准备返回时选购书籍的买书银，则由新罗政府支付。 新罗的使者来唐，兼送一批新的留唐学生；使者返国时，接回一批 完成学业年限已满的留唐学生。每年或两年一次派遣使者来唐，留学生 也就随使者来，或随使者回。有研究者统计，新罗自圣德王以后到景德 王期间（702—765年）63年，共遣使入唐56次。来往较为频繁，送来与 接回的机会较多。《三国史记》卷一一《新罗本纪》：景文王九年 （869年，唐懿宗咸通十年）七月条云：“又遣学生李同等3人，随进奉 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这是新罗使者兼送留学生的事例。此次所送留唐学生3名，每次累积起来，人数也不少。 多数留唐学生学成之后回归本国，为国家服务。留学生多半出身于 王族、贵族或官僚家庭，有此政治背景，回国后常任政府部门要职。也 有小部分学业优秀的留学生，参加唐科举考试，考试及第者，可以在唐 朝任职做官。如留学生金云卿，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在唐任职做官的一 位。《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国》载：会昌元年（841年）七月 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腓鱼 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崔致远，也是科举考试及第，在唐任官职位 较高的一个。 新罗使者频繁来唐，送来新的留学生，人数渐次增多，形成文化教 育交流的高潮，他们自觉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促进新罗文化蓬勃发 展，为维持朝鲜半岛200多年统一的局面作出了贡献。 

（二）新罗仿唐官学制度的形成 

新罗不断派遣留唐学生，同时吸收了唐的教育经验，结合新罗的国 情，逐步建立适应新罗需要的官学制度。 新罗官学教育制度的形成，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建置教育 行政机构。真德王在平定庆州贵族毗昙之乱后，巩固了王权，抓住时机 实行中央集权，651年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整顿中央官僚机构，为教 育行政机构设中下层职官大舍2人，史2人。大舍一职在十七等官位制中 居第十二位，相当于国子主簿，其职责是办理国学事务，有官有职。教 育行政机构进入建制的预备阶段。675年完成半岛统一后，国家管理领 域扩大，需要行政机构相应地扩充。神文王于682年设立国学，置卿一人为国学长官，完成了形式意义上的学校制度。第二阶段，建立教学机 构。当时需要国学设实用学科以培养实用人才，故在圣德王十六年 （717年）二月，设置医博士、算博士各一员。经过30年，到景德王六 年（747年），国学才设置经学科，完成学校教育制度。 1.新罗的国学制度 官学建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官僚机构提供所需的官吏，官学的形成， 与地方贵族势力的衰退、王权的巩固、中央集权的实施、半岛的统一、 儒教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等这些变化过程是密切联系的。 新罗的官学制度以国学为主干，国学制度效仿唐朝国子监，根据自 己需要有所选择并加以简化。依《三国史记》卷三八《杂志·职官上》 国学条，述其概要如下。 （1）国学是在礼部管理下的教育行政机构，设卿1人为长官，其品 位与其他卿同。 （2）国学行政机构人员有固定编制，设卿1人、大舍2人、史2人， 总共5人。 （3）国学机构人员编制：根据本国需要，设置两科，即经学科与 算学科，两科各设博士、助教，员额不定，学生名额也不限定，以便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 （4）学生入学资格：凡学生，位自大舍以下至无位，年自15至30 岁，皆充之。此规定特别突出位阶，似乎是将大舍以下的下级官员作为教育培养的重点，以提高青年官员的文化水平。 （5）经学的课程教学及出身：课程为《周易》、《尚书》、《毛 诗》、《礼记》、《左传》、《文选》、《论语》、《孝经》。这些课 程和教材都是从唐朝引进的。《论语》、《孝经》为共同必修。其他六 项课程则分三组供选择。三组的课程和学习的年限如下，甲：《礼记》 （3年）、《周易》（2年）、《论语》与《孝经》（1年），共6年。 乙：《左传》（3年）、《毛诗》（2年）、《论语》与《孝经》（1 年），共6年。丙：《尚书》（1年半）、《文选》（3年）、《论语》 与《孝经》（1年），共5年半。博士与助教分组负责教授，各有所专。 经学科学生以通经程度的高低，实行“三品出身”的办法。上品：通 三组课程中的任何一组（只要有一组全通就是上品）。中品：通《曲 礼》及《论语》、《孝经》（《曲礼》是《礼记》中的一篇）。下品： 通《曲礼》及《孝经》（《论语》作为必修被省略）。三品是为入仕任 官而设置的标准。特品：通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 书》）、诸子百家书。特品的标准特别高，能达到博通程度的人士很 少，这是专为优异杰出人士而设的，一旦发现此类人士就提拔重用。 （6）算学科的课程及教学规定：课程有四，都是专业的，包括 《缀经》（即《缀术》，祖冲之撰，用于计算天体运转与历法修订）、 《三开》（撰者不明，未见《隋志》、《唐志》著录。唐算学有《三等 数》，未知两者内容的差别）、《九章》（即《九章算经》，撰者不 明，用于行政或社会生活上的计算）、《六章》（高氏撰，六卷。未见 《隋志》、《唐志》著录）。算学的课程以及教材，都是从唐引进的， 根据需要作了选择和精简，以实用为原则。（7）在学的年限：“限九岁，若朴鲁不化者罢之”，令其退学；“若 才器可成而未熟者，虽踰九年，许在学”，到了期限想要延期是有条件 的，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可以。 （8）毕业的规定：“位至大奈麻、奈麻而后出学。”新罗的官制是 实行十七等官位，大奈麻为第十位，奈麻为第十一位，大舍是第十二 位。阶位随着学业合格或优秀而提升，要达到大奈麻或奈麻阶位，才可 以毕业而出学。 2.新罗实行的附属专科教育 新罗也仿效唐朝，在政府机构的一些部门附设专科学校，利用其人 才资源和设备资源开展专业教育，史书中有些简略的记载。 医学 《三国史记》卷三九《杂志·职官中》：“医学，孝昭王元年 （692年）初置，教授学生，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 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为之业，博士二 人。”医学分为两科，医科、针科博士各1人。医科课程为《本草经》、 《甲乙》、《脉经》；针科课程为《素问经》、《针经》、《明堂 经》、《难经》。课程与教材由唐引进，根据新罗本国的需要加以简化 而成。律令学 律令学以本国本朝现行的律令为课程内容。新罗于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派金春秋为使者，赴唐进行一番考察，带回唐朝贞观 律令格式，借此为参照，新罗制定自己需要的律令格式，为进行律令教 育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三国史记》卷三九《杂志·职官中》：“律令 典，博士六人。”已有机构的名称和学官的编制，但未写明设立的时间，考察前后文，似乎在孝昭王元年（692年）建立医学的同时，也建 立律令典。又卷九《新罗本纪》景德王十七年（758年）四月“置律令博 士二员”。前后相隔66年，情形肯定有变化，博士编制显然缩减，而律 令学的教育在实施，以培养专业人才。 天文学 《三国史记》卷三八《杂志·职官上》：“漏刻典，圣德王十 七年（718年）始置。博士六人，史一人。”这是制度建立，并未随即开 展教育活动。又卷九《新罗本纪》景德王八年（749年）三月“置天文博 士一员，漏刻博士六员”。这次是有了制度后真正实施专业教育。据 《三国史记》卷四三《金庾信传下》记载：金庾信的后裔金岩于大历中 （766—779年）自唐返国，被惠恭王任命为司天大博士。这说明天文博 士的名称后来改称司天博士，也证明天文教育在实施。 通文学 新罗于内省设有详文师，负责文翰书表之事。《三国史 记》卷三九《杂志·职官中》：“详文师，圣德王十三年（714年）改为 通文博士，二十年（721年）置所内学生。学生选自贵族子弟，由通文 博士教习文章，以培养文书人才。景德王又改为翰林，后置学士。”机 构称为翰林台，所内学生称翰林台书生，其官位为大奈麻（第十位）。 3.新罗的地方官学 地方官学的设立，以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体系的形成为基本条件。 新罗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确立，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后，即685年神文 王完成五小京及九州制以后。安鼎福《东史纲目》第四下，景德王六年 （747年）“置诸博士教授之官”条注云：“各州亦置助教，以韩恕意为熊 川州助教。”助教为州学的学官，所实施的是经学教育。新罗国与隋、唐是近邻，陆上海上都可以来往。新罗主动与隋、唐 建立邦交，积极开展通商和文化交流，不断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国子监 学习先进的唐文化，留学生回国后推动本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改革，根 据本国的需要，建立官学制度，培养了成批人才，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由于移植和吸收唐文化，大大缩短了与唐文化的差距。[2] 

二、隋唐与日本的教育交流 

中日的文化交流，早在西周就开始。汉王充《论衡》提到周成王时 倭人曾经来献鬯草，这表明先秦时期中国与日本列岛上的人民已有交 往。据《汉书·东夷列传》载，日本列岛上的部落国家，与中国保持着 联系，东汉光武帝为表示友好，还授给倭奴国国王一枚刻有“汉委奴国 王”的金印。据《北史·倭列传》载：“魏景初三年（239年）……卑弥呼 （倭奴国的女王）始遣使朝贡。……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 绝。”这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从未中断过。 日本贵族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追求，使中国儒学教育传统直接影响到 日本。日本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285年，日本为了 学习中国文化，特地从朝鲜半岛的百济聘请了博士王仁。王仁是精通儒 学的汉人，他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日本从此以儒家经 典为教科书，并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到了6世纪，日本贵族基本掌握 了汉字的用法，对儒家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 教育内容，使两国的教育交流更加顺畅。 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世界许多国家所仰 慕。隋唐对来访使节都以礼优待，他们所到之处，饮食、住宿一概免费 招待。唐朝的皇帝一般都要亲自接见使者，而且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如开元五年（717年），日本又遣使来中国，请求传授经书，唐玄宗就 命令派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住处传授经书。[3]日本对中国的优秀文化 热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学习的热潮。 日本自圣德太子摄政以后，由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需要，促使日本与中国直接进行大规模教育交流活动。 

（一）随同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 

在隋唐时期的中日教育交流中，随同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 生和留学僧，以及中国东渡的僧人、学者及科技工作人员，为中日教育 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日本向隋派 出了第一批遣隋使，一直到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这294年间，日 本朝廷向中国共派出4次遣隋使，19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遣唐使为12 次）。[4]遣隋使的组织规模较小，而遣唐使的组织规模则越来越大，特 别是第九次遣唐使的使船，由2艘增至4艘，人员增至500人左右，各色 人员齐备，以后也依例派遣。据史籍记载，日本朝廷从607年开始，随 同遣隋使、遣唐使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留学生是从平素以有才华而闻 名的人中各按专业挑选出来的，初期人数较少，后来渐次增加，每批有 十多人或20人左右，留学生的人数少于留学僧，名留史籍的留唐学生有 27名，而留学僧则有92名。留学生在隋唐学习的时间较长，对隋唐文化 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就留学32年，回国后成为日 本“大化改新”有力的推动者。又如吉备真备就留学18年，他在唐学习经 史、律法，涉猎各种技艺，回国时带回《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 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还有其他相关器物，回 国后在大学寮任职，向学生400人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 韵、籀篆等六道。他输入先进文化和开展培养人才的教育活动，导致后 来日本大宝令有关学制的改革、政府礼典的修订、改用大衍历、日本国史的撰修、大学寮音道的发展。大和长冈也留学18年，他入唐专修刑名 之学，回国后协同吉备真备删定律令24条，当时日本欲学法律者，都要 向大和长冈请教。著名的留学生还有阿倍仲麻吕，他16岁入唐，在太学 里学习几年后，学业优秀，因而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并获得进士及 第，有了出仕任职的机会，开始边做官边学习。他深爱唐诗，以诗会 友，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成为好友，后来改名晁 衡，为后续而来的遣唐使担任向导，提供咨询，仕唐终身，对中日文化 教育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膳大丘留学十多年，进国子监学习经史， 回国后任大学助教、博士，768年奏准尊孔子为文宣王，对奈良朝儒学 兴起发挥很大作用。藤原刷雄留学二十多年，回国后，于桓武天皇朝任 大学头。菅原梶成虽已通晓医经，谙练诊疗，但还有些疑义，为了请 教，他作为请益生，入唐留学两年，专学医术，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 等职务，对日本医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也有一些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也对中日教育交流作出了大的贡 献。如袁晋卿，送遣唐使到日本，由于他善《文选》、《尔雅》音，受 到敬重，被任命为大学音博士，后升任大学头。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 荣睿、普照的邀请，决心东渡，十余年间先后5次筹划试航，均告失 败。直至60多岁，双眼也为海水所蚀而失明，仍不动摇，再经苦心策 划，753年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并在日本建造戒坛院、唐招提寺，致 力于传播佛教为信徒授戒，此外还传授中国医药和中国建筑的知识经 验，促进了日本医药事业、建筑事业的发展。[5] 

（二）唐朝的教育对日本奈良时期教育的影响

1.对官学的影响 

623年（唐武德六年，日推古三十一年），在隋唐留学达15年之久的僧惠光、医惠日等回到日本，向朝廷建议：“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 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6]朝廷采 纳建议，陆续召回在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并于630年（唐贞观四年， 日舒明二年）开始派出大批遣唐使随员，包括留学生与留学僧，直接与 全面地学习唐文化。先后应召回国的僧旻、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他们 热情传播唐朝先进文化，推动以唐朝为蓝本的“大化改新”。在随后的半 个世纪里，日本又依据唐朝的律令，先后制定了近江令（666年）、大 宝律令（701年）、养老律令（718年），比较完备地建立了各项制度。 在《养老律令·学令》中详细规定了学校制度，而在《职员令》、 《选叙令》、《考课令》、《医疾令》、《东宫职员令》、《后宫职员 令》、《赋役令》、《杂令》中，也对有关教育问题有所规定。按照 《学令》的规定，官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中央官学称大学寮， 另外还有典药寮、阴阳寮、雅乐寮等。地方官学称国学、府学，地方官 学学生，凡学成而有志于深造者，可以申报式部省，经考试合格，补送 大学寮。这表明日本的官学和唐朝的官学类似，也是使上下层相衔接， 下层为上层输送生员。 日本的官学，其性质和组织与唐朝的官学相似，都具有双重的职 能，大学寮既是培养人才的学府，又是政府属下的官府，兼有教育行政 机构的性质。大学寮的首长称为大学头，其副手称大学助，大学的教师 也称作博士或助教，依据阶位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待遇。 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在《学令》中作了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 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国学生，取 郡司子弟为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伶者为之。”当时日本 等级森严，大学是按等级身份入学。而地方官学，地方官吏子弟优先入学，庶民子弟只有在学员不满额的条件下，经申请被选中的才允许入 学。这显然是受唐朝等级性教育制度的影响。 在官学教育内容方面，仿照唐朝官学也很显著。大学寮设有经学、 文章、语音、书法、数学、律学等专业。《学令》规定以儒家经学为主 要教育内容，并对教材限定版本，凡教授正业，则采用《周易》郑玄、 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等等。课程教材分大、中、小经，不 同要求不同程度有不同组合，有必修课与选修课。《学令》规定：“凡 《礼记》、《左传》各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各为中 经；《周易》、《尚书》各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一经，小经一经； 若中经，即并通二经。其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通一经。通 五经者，大通并通。《孝经》、《论语》皆须兼通。”由此可见，日本 官学里的教育内容几乎与唐朝国子监中三学课程一致，只是缺了《春秋 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两小经，但过了70年后又增补了这两经，就 达到完全一致。 大学寮所设的书法专业，类似于唐国子监的书学，但只要求学生掌 握书写的技巧把字写好而已，并不要求扩大相关的知识面。 大学寮设有文章专业，讲授文学，以唐人的诗文集为主要教材，这 是当时日本社会风气崇尚文学在教育中的体现。受唐朝重视史学的影 响，日本也于735年在文章道里讲授中国的《史记》、《汉书》、《后 汉书》等史籍。769年下诏为各地方国学颁发《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把学习史书进一步推广到 地方官学，并促进日本仿照中国史书体例及干支纪年编写《古事记》和 《日本书纪》，对日本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学寮还设算学，有博士2人，招收算学生30人，全部教材都是采 用唐朝算学所用教材，于是能在较短时间内培养一批计算方面的专门人 才，在政府的部门中任职，并缩短中日两国在算学领域的差距。 日本学校的一些管理制度，也以唐朝学校为仿照。如学生初入学要 行束脩礼，以表示对教师的尊敬；学生休假，也有放田假和授衣假的规 定。日本学校的考试制度，对旬考、岁考、毕业考有严格的规定。旬考 包括读与讲两种方式，其试读者，每千言内，试一帖三言；讲者，每二 千言内，问大义一条。共问三条，答对两条为及格，答对一条及全不通 者，则酌情处罚。岁考要考一年里所学的专业知识，问大义八条，答对 六条以上为上等，答对四条以上、六条以下为中等，答对三条以下为下 等。如连续3年下等，或在校学习9年而“不堪贡举者”，都要作退学处 理。大学寮学生，学业完成而愿意为官者，要参加大学寮的“推荐考 试”，类似于毕业试，考试及格后，推荐给太政官，再受式部省的“登庸 试”，类似于唐朝的科举考试。登庸试分为四科：秀才科、明经科、进 士科、明法科，其考试的内容、标准不同，对合格者所授予的阶位也不 同。由此可见，日本官学的考试制度，除了要求的标准较低及项目简化 之外，几乎与唐朝的学校考试一样。学校考试还与科举考试相衔接，成 为选拔人才制度的组成部分。 唐朝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较大，日本典药寮仿照唐制设医 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药园科。在招生方面，先取药部及医药世 家的子弟，若名额不满，也允许录取庶民子弟，年龄限在13—16岁。教 材采用唐朝医学的教材，医科学生要学《甲乙》、《脉经》、《本 草》，兼习《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科学生要学《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 乌神针》等经。由于留学生往来频繁，唐朝医药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能 较快传到日本，如唐显庆四年（659年）刊布苏敬《新修本草》，就被 抄录带回日本，并在日本流传，也成为典药寮的教材。[7]日本能在较短 时期内，设置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显然受益于日本与唐的教育交 流。

2.对私学的影响 

日本的私学先于官学存在，自发地进行小范围的教育活动，未受当 政者重视。与隋唐进行教育交流后，观察到隋唐的私学发达、遍及城 乡，促使日本逐渐重视私学。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热心创办私 学，引领发展私学的新潮流。私学招收的学生不分贵贱，上至贵族子 弟，下至庶民子弟都接受。如640年归国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开设的 私学，招收了中大兄皇子、中臣 足等人为弟子，向他们宣讲儒家学 说，这些贵族青年在外来新思想的启发下，产生以唐朝为范本改革政治 制度建立封建王朝的强烈愿望，后来他们成为“大化改新”的中坚力量。 大化改新之后，私学与官学并行，蓬勃发展。日本律令规定，凡一 品至四品的高官之家都要选派一名博士为家庭教师，专教这些官僚家庭 的子弟，这是国家法令支持的私学。还有些不够入中央官学规定品位的 贵族官僚子弟，也有强烈的入学要求，希望得到机会。有一些已在大学 寮或在朝廷任职的博士首先在家里为本族子弟开设私塾。因办学成效较 好而闻名的，如菅原梶成办的菅原家塾、气广世办的弘文院、藤原冬嗣 办的劝学院、橘逸势办的学馆院，以及在原行平办的奖金院等，都培养 了一些人才。但这些私学所教育的只是贵族与官僚的子弟。留学僧空海 学成回国之后，为一般贫民百姓办了第一所民间学校，828年创办综艺 种智院于京都东寺东郊，明确提出办学目的就是要打破贵贱贫富僧侣平民的等级地位限制，为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学习场所。综艺，指各种技 艺；种智，指一切知识的智慧。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学习各种学 问和技艺、一切知识和智慧。综艺种智学院提供食宿条件，以保证贫穷 学生能够顺利就读。启蒙教材是采用来自唐朝的《急就章》，进一步提 高则学经史与文学。私学培养出的人才，政府以多种形式加以录用，激 发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客观上也鼓励私学的发展。 

3.对文字的影响 

日本经历了很长的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阶段，到285年才由汉人王 仁将汉字典籍带去，到了七八世纪才因留学唐朝的留学生、留学僧返回 日本，借汉字而创造日本的文字。据说先由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部 首，创造了片假名。后由空海根据汉字的草书创造了平假名。假，是借 的意思；名，就是文字。所谓片假名，是借汉字的偏旁部首，取其音而 形成的文字；平假名，则是在日本平安时期借汉字草书而创造的文字。 这就使日本有了与本民族语言相应的文字，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是划时 代的一件大事，这是中日教育交流又一重大的成果。 友好的邦交为教育交流创造条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交流的促 进力量，先进的教育制度才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这是历史所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