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即使在今天,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提升仍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 (在一般情况下，村落是家族的集合或膨胀)——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二、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是一个尊道贵德的国家，不仅整个社会的风尚重视伦理道德,尊重有德之人，而且思想家们也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建构,总结、提升中国伦理精神,建立了丰富、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完善的各种伦理思想体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它是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神互摄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儒家、道家、佛家是其基本结构要素,其中儒家伦理是主流与主体;二,它随着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发育,在此过程中阶级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普遍性交错并存,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补相协。把握中国伦理文化的真谛，就必须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由此才能发现中国伦理之深遼的人文原理与道德智慧。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孕育展开——抽象发展——辩证综合的辩证过程，它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先秦一-汉唐-- 宋明)正相符合,体现了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1、先秦一中国伦理精神孕育展开阶段

在上古神话和《周易》中,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中国古神话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惩恶扬善,善恶报应;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周易》建构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原初的哲学模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最初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时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普遍和永恒的影响。

西周确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周礼。周礼成功地把氏族社会的原理转换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的范式。西周以后,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以此为契机，中国伦理精神得以展开,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种思想文化流派,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伦理设计最积极,最准确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特点,故影响最为深远。

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其出发点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由此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在中国，当诞生了儒家伦理的同时,也就诞生了道家伦理，二者是一对孪生儿。在中国重血缘亲情的人世文化中,儒家伦理具有必然性,但仅此还不足以使中国人确立安身立命的基地，儒家伦理精神的运作还需要道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结构上的补充。于是,人世与隐世,人伦情感与人生智慧,心与身,构成中国伦理理想性与世俗性、进取性与柔韧性的互补。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结构中还有法家与墨家。但法家的政治伦理精神以政治代替伦理，最后导致了非道德主义。

2、汉唐——中国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在先秦时期,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已形成具备,但并没有一家能占主导的或统治的地位。汉唐是中国伦理思想继续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的时期,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两汉儒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

儒家伦理之所以能在两汉以后占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国情，同时其理论本身也发展得最为完备。秦汉之际，《礼记》成书,由此作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的《四书》伦理体系事实上已经形成。《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它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提炼和概括。《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从“明明德”即复明自己光明的德性出发,经过“亲民”即亲亲仁民的过程,最后止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的“至善”境界。《中庸》揭示了儒家伦理“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与精神模式。从此，“极高明而道中庸”成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大学》、《中庸》是儒家伦理成熟的标志，然而，它并不就是封建伦理，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儒学的独尊,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三纲五常”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三纲”由“五伦”发展而来,它抓住了五伦中最重要的“三伦”，以此作为人伦的根本，应该说，这种提炼突出了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但是,先秦儒家讲的“五伦"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对关系，而“三纲”关系则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五论”虽然强调宗法等级秩序,有“夫义妇顺”之类歧视妇女的内容，但它是以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在上者的率先垂范为前提,具有较浓的人情味;而“三纲”则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于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的服从、义务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纲”是先秦原始儒家伦理思想的异化,其内容包含了封建性与民族性的深刻矛盾。

3、宋元明清——中国伦理思想辩证综合阶段

汉唐时期的社会发展表明，单一的儒家纲常伦理，或儒与道、儒与.佛的简单结合,都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这--时期伦理思想的发展又为建立一个整合的伦理体系提供了可能。于是,宋明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理学便应运而生。但这时的儒学，已不是孔孟的古典儒学,也不是董仲舒的官方儒学,而是融合了道玄与佛学的“新儒学”。

新儒学伦理最重要的学派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天理”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陆王心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理”,其基本宗旨也与程朱理学相同,即.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二者的区别在于,陆王认为“理”不是外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的“心”或“良知”的先验结构。心与理是一个东西，社会伦理规范与主观道德观念都是根源于人心，因而提出所谓“良心”概念,认为它不但是道德的根源,而且先验地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人的道德修养不需要像朱熹那样格物致知，大费手脚，而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一方面中国伦理学的结面受社会关系的制约，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构和基本原理变化;另一方面又有其内在的原理与发展逻辑。在中

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既有时代性、阶级性(主要是封建性)的内涵,同时又有某些普遍性、民族性的因素。封建性与民族性的区分是准确把握和认识中国伦理思想的关键。儒家伦理之所以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当然与统治阶级的利用与提倡分不开,但统治阶级之所以选用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适合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就是说,它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民族性。民族性构成中国伦理思想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最重要的体现。

三、中国伦理思想的内容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的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1、“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通过西周的维新，把氏族社会作为习俗法规的礼转化为文明社会的秩序,即“周礼”;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对“礼”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实现了礼的第二次转化;两汉时期,董仲舒把“礼”转化为“三纲五常”大一统的封建礼教,这是第三次转化;宋明时期,新儒学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伦理危机,把‘礼”转化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纵观“礼”的这四次转化,从伦理思想的层面说,其所包含的民族性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五伦设计。五伦是“礼”的基本构成,是中国伦理的范型,它贯穿于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始终。五伦是以家族为本位,把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扩充为社会伦理的原理和国家政治的原理,建构起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的伦理系统，和以返本回报为原型的互惠互动的双向的伦理关系,形成以“孝悌”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以五伦为范型的中国伦理以仁爱为根本精神,其思路和运作过程是:亲亲——忠恕——仁道,从而达到个人伦理一家族伦理一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一宇宙伦理的贯通,建立起“亲亲仁民”、“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第二,整体主义。礼的精神、五伦的精神，首先是一种强调整体秩序的精神。它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个体应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的和谐。正因为如此,中国伦理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公与私的对立,并把它作为义与利的重要内容，到宋明理学更是以公私作为判断天理人欲的标.准,从而形成整体至上主义。当这种精神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时,它助长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但是也不可否认,这种建立在家族精神基础上的整体主义又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第三,伦理政治。这是儒家人伦设计的实质。五伦设计的根本原理是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血缘——伦理——政治直接同一，把家族关系中的长幼之序上升为一般伦理法则,成为社会上的尊卑等级之别，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秩序。于是，伦理政治化了,政治也伦理化了。一方面,政治的等级尊卑从血缘亲疏中引申出来，具有神圣的、天经地义的性质;另-方面,又十分强调政治的道德价值与伦理机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成为“伦理政治”的基础,因此,传统伦理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某种准宗教的作用。

2、“仁”,其内涵主要有:第一,人伦决定人格。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仁也者,人也”。人在以血缘为本位的各种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如果抽掉了这些关系，抽掉了人在各种关系中的社会角色，人格就不可能存在。第二,仁、义、礼智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中,虽然出现过许许多多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也呈多元取向，十分复杂,但仁、义、礼、智总是主体,贯穿于整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中。四者之中“仁”是核心,其他诸德都是“仁”的运作与体现。可以说,仁、义、礼、智就是“中国四德”，.它与理智、正义、节制、勇敢的“希腊四德”形成对照，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第三,德性主义。中国伦理道德以‘修己安人”为模式,以“内圣外王”为目标,不但追求道德人格的建立和提升,而且追求圣贤人格的实现,从尽己之性到尽人之性,从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中国伦理的“人道”,不但是为人之道,待人之道,而且是治人之道。为人、待人、治人统一,才是中国式“人道”的完整结构。

3、人性论是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基础。中国传统伦理植根于血缘亲情,血缘亲情出自人的本性,要论证伦理的合理性与道德的可能性,首先就必须到人性中去寻找根据。中国人性思想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的尊严。性善论始终是中国人性论的主流,有的论者即使指明人性中有恶的可能,也是为了在战胜、克服动物性的过程中突显人性的崇高和伟大。可以说,整个中国伦理学就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信任和期待上。第二，人格均等,人人可圣。中国传统伦理虽然认为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有尊卑等级差别的,但却认为道德人格是均等的,君子与小人在伦理生活中是可以转化的。每个人都有道德高尚的可能,也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中国伦理的普遍信念。第三，修身养性,向内探求。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人性之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因此,全部道德生活的实质就是如何克己修身,反求诸己,成已成人，修己治人。于是形成了中国伦理的修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