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哲学”一词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相当于“哲学”的学说却十分丰富。先秦时期的所谓“学”，大体即与哲学相当。汉代将先秦各家的学说称作“诸子之学”，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宋明时期，又有道学、理学、心学等，这些“学”，也是哲学。古代虽然没有“哲学家”之称，却有“哲人”之谓，孔子临终前作歌曰：“哲人其萎乎！”

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有关哲理的思考都是从宇宙的广阔视野，从天人共存、天人合一的整体上出发的，同时特别重视个体道德精神的锤炼，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强调为政治服务。

一、百家争鸣

春秋以前，中国哲学已开始萌芽。殷周之际，以五行、八卦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标志着古代哲学思维的开始。《周易》提出了阴阳和八卦的概念；东周的伯阳父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的形成；《尚书·洪范》已有了完整的五行概念；史伯则提出了“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命题；春秋末年，无神论思想活跃，出现了怨天骂天的思潮，标志着上帝天命的统治秩序开始动摇和人文主义的兴起。不过，春秋以前的哲学思想毕竟是零碎片断的，系统的哲学是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而出现的。在所谓“九流十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道、墨、法四家。

儒家  所谓“儒家”，乃是指先秦至秦汉之际形成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辞源》对“儒”的解释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仁”的第一层意义。这种“爱人”不仅仅是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宗亲，而是爱所有一切人。“仁”的第二层意义是自己想达到、自己想完成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完成，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仁”的第三层意义是“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人的行为表现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是一定的秩序和形式，这种秩序和形式也就是“礼”。所以我们说，孔子所复之“礼”不是周礼，而是达到“仁”的一种手段。

在“仁”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德治”主张。所谓“德治”就是把“仁爱”之心体现到治国安民的方略之中。孔子最看重“民、食、丧、祭”，主张对人民“富之”、“教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统治者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老安”、“朋信”、“少怀”。

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孟子。《史记·孟荀列传》中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后世尊奉为“亚圣公”。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和“良知论。”他认为，人性皆善，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有的人所以不能成为善人，是因为他不去培养和扩充自己的善端。因此，个人修养的培养十分重要，只有具备“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补充，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仁政”，施惠于民。

荀子起初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其思想后来却超出了儒家。荀子与孟子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他讲的人性，指的是人的生理本能。荀子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好愉悦，是皆生于人之性情也……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所以，为避免争夺，圣人制定了礼仪法度，以匡正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可见，荀子讲的礼已更多地侧重于法了。政治上，荀子一方面推崇王道，另一方面又不排斥霸道。针对孟子的“法先王”（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王”（西周），并明确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主张君权至上。荀子也很重视“民”的重要性，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楚国人，略长于孔子。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图书馆官员），后隐居不仕。道家是“道德家”的简称，因老子《道德经》而得名。儒家是“入世之学”，主要讲的是政治教化，偏重于社会和人的品格修养；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讲的是宇宙人生，偏重于个人和个人的精神层面。老子所讲的“道”，指的既是宇宙的原始状态，又是世界的本源。它在天地形成之前已经存在，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世界观）老子强调“道法自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和发展的，是“无为自化”的，所以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生观）老子哲学中的精华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的自身都包含着他物，任何事物都是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都可以物极必反，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这些辩证观点出发，老子提出了“贵柔”、“守弱”的策略思想，即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等等。然而，老子过分强调“柔弱”，也给他的思想带来许多消极因素，如消极退让，无为而治，否定进步等。

庄子是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宋国人。庄子思想的核心是自然无为。与老子一样，庄子把“道”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但在认识方面比老子更超然、更幽默（参见《逍遥游》、《齐物论等》）。他认为，人应体认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则，用以消除物我之间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从而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为此，他要求人们安时处顺，死生如一，用一种完全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庄子还提出了“心斋”、“坐忘”等内心修养方法和途径，其要点是以虚静空明的心境去感应外物，用师法自然的方式去认知和评价客观世界。庄子的这些思想，无论对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  墨家在战国时代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出身平民，做过木匠，据说曾师从孔子，因不满儒学而另立学说，曾往各国讲学，门徒很多。《墨子》一书由他弟子编辑而成，反映了墨家的主要思想。

墨家代表了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明鬼”等十大主张。墨家同儒家一样讲“仁爱”，但是又与儒家的“爱有差等”不同，墨家讲“兼爱”，即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地博爱。墨子认为，“兼爱”要“交相利”，“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认为，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最大，因而主张“非攻”，反对不义的战争和兼并。墨家提出“尚贤”，主张“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官。墨家的“尚同”，主要讲统一思想，统一政令，使百姓能与天子的是非观一致。墨家主张节约财富，节制人的欲望，提倡“节葬”、“节用”、“非乐”。墨家的“非命，”是要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处境，而不要屈服于命运。其“尊天”和“明鬼”则是肯定“天志”和“鬼神”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墨家思想局限性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这个团体宗教性的要求，是企图利用所谓的“天志”和“鬼神”的法力来威慑和警戒统治者。

法家  法家是后起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韩国人，出身于贵族，生性口吃，善写文章，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后至秦国，李斯忌其才，馋杀之。箸作有《韩非子》。韩非之前，已有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人物对法家学说作了许多论述，商鞅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则讲“势”，韩非则将三者合为一体，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有明确的法令，“循名贵实，信赏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要有驾驭群臣的心术和权术，包括知人用人，听言察实，直至对臣下使用特务手段和阴谋诡计；而威势也是必要的，因为非威势不足以“制天下而征诸侯”，必须牢牢掌握权柄不放。治国应以刑罚为主，重刑而少赏，礼教、仁义及人的情感都破坏“法”的尊严，而刑罚则能使人产生畏惧。法家斥责儒家“以文乱法”，斥责墨家“以武犯禁”。认为“明主治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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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

秦统一中国后，诸子百家依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或盛赞旧制，或针贬时弊，因而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所有的列国史记，对于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同时禁止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有诽谤之言，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甚至相约逃亡，于是秦始皇将460名儒生、方士坑杀于咸阳，史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浩劫，春秋战国以来蓬勃自由的学术空气被窒息。

汉初，道家思想备受青睐，黄老无为之学盛行。然而，随着国势的增强，无为而治很快被儒家的相变有为所代替。时代呼唤一种适应中央集权的思想体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的主张应运而生。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他的主张主要有两条，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和“一统于天子”的政治主张。他以此为基础吸收各家，特别是阴阳五行家的观点，发展了儒家学说，从此，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内部结构严密并不断完善的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他认为天是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是“百神之大君”、“群物之祖”，一切都是天决定的。皇帝是天子。五行相生与相克以及自然界的变化，都体现天的恩德和刑罚，所以人要顺天意。顺天意并不难，因为人是天造的，人内心就潜藏着天的道德品质，只要“修身省己”，就可顺天意，这叫“以人合天”。为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人分为三品：圣人之性，不教能善；中民之性，能为善也能为恶；斗筲之性，难以为善，只能为恶。董仲舒把封建伦理关系固定化，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道德观念，而“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逆天，天则以水旱灾害警告，继则以日蚀地震谴责，终则以天刀雷击惩罚。人行善，可感动上天，可消灾解难，这就叫“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学说符合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需要，除《乐》失传外，《诗》、《书》、《礼》、《易》、《春秋》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称“五经”，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基本学说。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人命危浅，儒者力图摆脱现实，遁世享乐，“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家们崇尚“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关注现实世界以外的精神人格。郭象、嵇康、阮籍、王弼是玄学代表。玄学以高度抽象的义理思辨取代经学的繁琐考证，以清新隽逸的论证代替经学的拘泥守旧，标志着中国古代思辨哲学的成熟。站在玄学对立面的哲学家有王充、范缜。王充在《论衡》中，针对“贵无”说，提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范缜曾与佛教徒进行论战，著有《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有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三、宋明理学

隋唐时期，儒道释三足鼎立，三者在斗争中互相吸收。但比较而言，儒道两家理论建树不大，而佛学发展迅速。

“理学”实际是宋明时代的儒家学说，因其竭力宣扬儒家的“大道”而又称之为“道学。”理学的形成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儒学内在的变化，即经魏晋隋唐儒家学者已摒弃了汉儒琐碎章句之学，转向探求儒学的“原道”和“原性”；二是佛教思想的流行，特别是禅宗所宣扬的心性说，给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因而在北宋初年便有胡瑗讲“砥砺气节”，孙复讲“经世济人”，他们都强调儒家纲常与天道的一致性，实开“理学”之先河。孙复之学，传于张载，张载以“气”来解释各种事物的生灭变化，主张通过努力获得完美的“天地之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胡瑗之学，传于周敦颐。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以“无极而太极”来解释宇宙的生成，而以“中正仁义”为人生之大道。其学说再传于“二程”，程颢、程颐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伦理纲常的最高原则，它“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人与宇宙混为一体，知识和真理只存在于内心，欲明天理，只需识心见性便是。经过二程的努力，理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周、张、二程被称为北宋“理学四大家”。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以“理”和“气”解释宇宙、人生，认为“理”是形而上的绝对真理，“气”是形而下的由“理”派生的具体物质。阴阳二气交合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变化生成气象万千的世界。理、气相合而成人，气中之理既是人性。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继承了二程的“心”，认为人心即是真理，断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自己心中。如果说朱熹把理提升到了天上，陆九渊则把理安置于心中。理学至此，已发展到顶峰。

元代理学只是“朱学”流变的一个阶段，许衡、刘因、吴澄并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明代的王守仁，创立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是“致良知”，“良知”既是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又是人的道德实践过程，即“知行合一”。他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寂静为门户，以宇宙万象为轮廓，以日常生活为功用”，认为“天地因我而立，万化因我而出，而宇宙自在我心之中。”从而把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四、明清哲学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把当时称为“天崩地解”。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突破理学羁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展开了激烈的批判，黄宗羲、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代表。

黄宗羲学问渊博，著作丰厚，认为“盈天地间，皆气也”，“无气则无理”，“理”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气“日新不已”，理也随着不断发展变化。他提出“致良知”，认为一切事物都需要实践。政治上，他深刻揭露封建君主以天下为私有的本质，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兴，而在万民之忧乐。”其思想表现出一定民主色彩。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他对经史子集无不精研，著作等身，后人辑为《船山遗书》。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丰富而深刻，对前人尤其是宋明理学提出的问题几乎都进行了重新审视，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者。王夫之认为“理在其中”，“道者器之道，而气者不可谓道之器也。”（规律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先有事物而后才有规律，没有事物不可能先有规律。他进而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从而正确说明了存在和意识、事物和规律之间的关系。王夫之认为具体事物的形态有“屈伸”、“聚散”、“枯荣”、“幽明”等变化，物质世界本身则是不生不灭的。一车木柴燃烧以后，分别化为火焰、烟和灰，其中木者还木，水者还水，土者还土，木柴的形态虽然消灭，构成木柴的物质基素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化或扩散了。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强调人的认识必须复合客观对象，但客观对象并不依赖人的认识而存在，人的知识是人的感官理性和客观事物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夫之还否定了宋明以来唯心论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把“格物”解释为主要靠耳目感官去认识的“学问”功夫，相当于感性认识；把“致知”解释为主要靠内心去认识的思辨功夫，相当于理性认识。他批评说，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在辩证法方面，王夫之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都处在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说：“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从这种认识论出发，王夫之提出了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质变），其实它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量变）。

思考题

1、试论孔孟的“仁政”的思想。

2、怎样认识道家的无为哲学？

3、简述法家的主要哲学思想内容。

4、试述王夫之的主要哲学体系。

5、试论中国哲学的精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