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
一场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辛亥革命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
“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出现危机，丧失民心，辛亥革命是清政府逼迫出来的革命。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促成革命的到来，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思想宣传、组织团体、成立政党、制定政纲、领导起义。
1、思想宣传
为呼唤革命的到来，革命派积极进行思想的宣传。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炳麟（1869—1936 年），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曾受改良思想的影响，参与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转变政治立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03 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他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论点，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他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并相信在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 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他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认为革命不仅可以使中国人民摆脱奴隶地位，而且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独立于20 世纪的新时代。他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他把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清王朝，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革命军》印成单行本后，畅销100多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轰动了知识界和海外华侨。 章炳麟在《苏报》上为《革命军》作序，使《革命军》名声大振。清政府惊恐万状，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查封了租界内的《苏报》，逮捕了章炳麟。邹容见章炳麟被捕，不愿独生，慷慨赴狱。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邹容在狱中被折磨死，年仅20岁。章炳麟被监禁三年，出狱后流亡日本。
陈天华（1875—1905 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他同邹容一样，是留日的青年学生。1903 年，他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写成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号召广大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强调要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警世钟》、《猛回头》同《革命军》一样，很受读者欢迎，人们争相传诵，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康、梁等人坚持走改良的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通过这场大论战，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舆论准备。
2、成立革命团体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岳王会等。各革命团体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光复会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著名成员章太炎、秋瑾，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3、成立政党——同盟会
1905 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7 月30 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开会讨论建立统一组织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确定为中国同盟会。8 月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并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它设本部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总理外出时由庶务代理一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各省分会的主盟人。海外华侨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4、制定革命纲领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局限性：首先，没有明确的反帝主张，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其次，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制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具有战斗力、号召力的纲领。局限性：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现有地价，仍属原主，涨价归公，国民共享，按价收买。局限性：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难以成为发动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5、领导武装起义
三、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增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和黄兴提出的9名国务员名单。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均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和交通总长汤寿潜是立宪派的首领；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是旧官僚；另外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根据同盟会原先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已退出同盟会外，均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实权。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作为临时政府的立法机关；翌日，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40余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占了30多名。因此，尽管立宪派和旧官僚在起义各省中夺取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组建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却遭到挫折。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都掌握在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党人手中。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人员构成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第二，在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也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第三，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3月11日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性。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3）使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是对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官场政治的另一场“大革命”。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4）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1912年3月5日，《时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文中描述民初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
民国纪年取代了清帝的年号，表达了民主观念对帝王观念的否定。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千真万确地相信皇帝已经倒了。
辫子剪了，小脚放了。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法令。如：通令剪辫子；禁止缠足。留在男子脑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发辫及妇女缠足陋习终被革除。剪辫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中国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孙中山于1895年剪辫，显示他与大清的决裂。袁世凯在就任民国大总统前夕，舍鱼而取熊掌。梁启超有个厨子在买菜途中被人剪了辫子，因此大哭几天，这是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恋旧情结。吃过很多洋面包的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很久还是拖着长长的辫子，自诩“残雪犹有傲霜枝”，傲然走上北大讲台。这是一种自觉的遗老意识。
但社会观念的变化已成为时代潮流。剪辫更直接地使每个变通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突。
废跪拜礼，改为鞠躬，自以马戛而尼访华以来，中国的跪拜礼成为西方人眼中野蛮和落后的象征。两者之间，是历史留下的差距。废跪拜礼之意义不仅在于解放了两膝，更在于跨过了野蛮与文明的历史差距。
（5）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据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数约占1/3，其中同盟会会员约占总人数的10%。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说，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因为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在这场革命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才成为此后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明确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6）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五、辛亥革命的失败
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六、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挽救共和的努力：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6年护法运动。
1、二次革命
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耻标榜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1913年5月24日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7月29日潜离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讨袁。9月1日，袁军张勋部占领南京。上海的陈其美等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2、护国运动
蔡锷，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早年就学于湖南时务学堂，后赴日本学习军事。因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享有威望，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往北京加以控制。1915年7月，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平议》，批判矛头直指践踏国会、摒弃民国政体的袁世凯。筹安会的成立，使梁、蔡等一派人看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他们终于走上反袁的道路。蔡锷等人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共商反袁称帝以维护共和的大计。他们决定由梁写出反对复辟帝制的文章，制造社会舆论，由蔡锷设法联络云、贵等地的反袁势力，伺机发动讨袁战争，推翻袁世凯统治。8月下旬，梁启超写好《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且不怕威胁和利诱，毅然公开发表，对袁世凯和古德诺之流进行无情揭露。此后，云南等地一些刊物反对帝制的舆论迅速高涨。梁启超在举起反对帝制大旗的同时，设计让他的门生蔡愕从袁的眼皮底下悄然离京赴津，然后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经过日本转赴云南。
12月中旬，蔡锷抵滇，随即与都督唐继尧等人共谋武装讨袁，正式命其军队为“护国军”，表示反对帝制和维护民国的决心，并作了具体部署。云南护国军编为三个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北出四川；李烈均任第二军总司令兼筹饷总局总办，率军东进广西；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居中策应。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袁世凯得到消息，一面下令征伐，派三路大军分别从四川、湘黔、粤桂向云南进攻；一面派他的爪牙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贺礼赠勋为名，准备出卖更多的主权，换取日本的援助。可是，日本看到袁世凯已经完全失去民心，若再支持于己不利，决定抛弃他而另行物色新的代理人，便拒绝周自齐赴日，并表示不能承认洪宪帝制。在帝制活动中，袁世凯一直把日本看成是最可靠的支持者，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使他惊恐万分。他下令延期“登极”，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护国军。
当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第一军仅9000多人，粮草弹药又很不足，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当时蔡愕抱病指挥，护国战争结束后，因喉疾加剧，赴日就医，不久病逝。但护国反袁的正义之举，顺应了历史潮流，很快得到各省响应。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2、3月间，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开展武装反袁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牵制了袁世凯的军队，加速了北洋军阀势力的分裂，连袁的心腹大将江苏将军冯国璋、前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也对其称帝不满，因帝制一成，他们就失去了继承总统职位的可能性。云南独立后，冯国璋就与反袁势力暗中联络。他又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段祺瑞也乘机倡议另组新政府，维护共和。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可奈何地于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废除了“洪宪”年号，重新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这样破灭了。
帝制取消以后，袁世凯仍想继续当他的“合法”大总统，然而，护国军坚持要他下台。4月，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能容忍他再盘踞总统职位，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5月8日，西南各省反袁势力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为首的军务院，表示与袁世凯政权的公开对抗。5月下旬，袁的两位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惊恐绝望，一病不起，终于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于6月6日毙命。护国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袁世凯的下台与死去，是各派反袁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在护国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人取得了斗争的领导权。云南首义中蔡锷等人，以及那些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处于配角地位，而在反袁斗争中却起了先锋作用。护国运动是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维护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权形式，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轮番的统治之下。
3、护法运动
袁世凯毙命的当天下午，段祺瑞即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这里所指的“约法”是袁世凯制订的所谓“新约法”。而广东军务院以及旧国会议员则认为，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应当以《临时约法》为依据而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不是“代行”，而是“继任”。于是，北南各派之间出现了“代行”与“继任”、“新约法”与“旧约法”之争。
段祺瑞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根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暴露了他妄图步袁后尘，建立新的独裁统治的野心。这不仅激起了护国反袁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北洋军阀内部的纷争。后来，段祺瑞被迫同意恢复旧约法，但仍借故拖延，直到6月25日海军在上海宣告独立，在冯国璋电促之下才不得不于6月29日请黎元洪恢复国会。8月1日，国会在北京召开，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重新任命段为国务总理，选冯为副总统。这种联合统治，正是南北军阀互相争夺与妥协的产物。随着国会的恢复，南方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布撤销，新旧约法之争暂告结束，南北再次“统一”。
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护法斗争，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斗争一样，都是为了“竟辛亥之功”，以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国会和约法的尊严，挽救民主共和制度，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提不出新的纲领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护法”的口号显得陈旧，因而未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加上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一支真正可靠而有力的革命武装，只是依仗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所以护法斗争不能不遭到失败。这就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是困难的，中国资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1）客观上: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派进攻。
（2）主观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和会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很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第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启示：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八、辛亥革命的遗产
1、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鼓舞无数辛亥志士投身革命。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追问，当年辛亥志士不顾一切投身革命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说：“那一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自发肩负起祖国的安危。多少人去国离乡，抛妻弃子，牺牲个人的家庭幸福生活，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他们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同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首次提出。）的悲壮呐喊，从此以后，这个口号便时刻激励着无数辛亥志士，以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将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与使命。“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说。
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2、“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
“革命志士那种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也为以后中国革命的正义力量所接受、继承和发扬，成为鼓舞他们英勇抗争的一面精神旗帜。”金冲及说，中国革命在以后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之所以从种种低潮和失败中走出来，一次次挽救覆亡，扭转危机，同我们始终保持这种革命精神是无法分开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从辛亥革命所汲取的革命精神功不可没。
3、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4、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言论，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
100多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九、拓展
1、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翻转课堂）
2、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
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4、如何评价孙中山
5、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