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与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智慧结晶，它既有自己丰富而充实的具体内容，又有体现本民族科技发展模式的具体特征。中华古代文化具备了实用性、先进性和整体性等特征。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发展，生产技术亦与时俱进，内容相当丰富，成果十分丰硕。不仅涉及天文、养生、物候、气象、医药、地理、园艺、物理、光学、化学、数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而且在青铜器制造、铁器冶炼、制陶、制瓷、纺织、建筑、农耕、医药、造船以及印刷、指南针、造纸、火药制造等技术成果创造方面，留下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本节就农业水利、天文历算、陶瓷纺织和医药养生四个领域的重要成就展开集中论述。

（一）农业水利方面的丰硕成果

农业与水利是相互联系的两大科技领域，这两大领域直接关系民族生存，我们的祖先对之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首先，关于农业科技。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鲜明的标志是以农立国。据古文献记载，农业的开创始于神农氏“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淮南子.修务训》)，揭开了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篇章。据考古发掘，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炭化稻谷，距今已达6700余年。围绕农业的发展，先贤留下了大量农业科技遗产。有专家考证，中国古代涉及农学方面的著作多达600余种，现在尚存有376种(包括由后人辑佚的本子)，仅《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农家著作就达114篇之多。《汉书.艺文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在古代农业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专业技术知识。例如，《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均总结阐明了相关农业生产专门知识;《管子.地员篇》着重讲述了什么土壤适于种什么作物的问题;汉代卜式的《养羊法》传授了养羊的专门技术;明代黄省曾的《种鱼经》讲述了养鱼的经验技术;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讲授了相关农具制作技术等。至于综合性农业著作更是名目繁多，其中影响卓著者有北魏《齐民要术》、元初《农桑辑要》元代《东鲁王氏农书》、明代《农政全书》等。它们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享誉中外的我国古代“四大农书”，值得百倍珍惜。

其次，关于水利科技。水利建设是与农业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重要领域，我们的祖先一贯给予高度重视。早在舜、禹时代，就取得“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淮南子.本经训》)的伟大成就。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我国古代水利建设也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成就卓著，有三大工程引人注目:一为灌溉工程，二为运河工程，三为堤防工程。在灌溉工程方面，修建了芍陂、漳水十二渠和都江堰、郑国渠四大工程。在运河开凿方面，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凿了运河。在堤防修建方面，当时黄河下游已多处筑有堤防。先秦以降，后人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这一切均从不同视角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同洪水作斗争中表现出的精深智慧，为当时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先秦都江堰灌溉工程完成后，取得“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成效，使四川自古成为“天府之国”，至今仍在受益。

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沙漠浩瀚，雨水稀少，夏季地表温度常常达到40-50度，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为了生存，勤劳智慧的维吾尔族人民发明了一种奇妙的水利工程——坎儿井。所谓坎儿井，其实就是人工开凿的地下引水河，是将雪水渗漏到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顺着地势由高到低从地下含水层中引流出来的水利工程。有人粗略计算过，如果将新疆的坎儿井连接起来，总长度可达一万多公里，可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

围绕水利建设五，先贤留下了许多重要科技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给后人留下了治水的稀世瑰宝，值得我们重视。

（二）天文历算方面的丰硕成果

天文历算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因而也得到长足发展。

首先，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制定历法、天文观测、天体测量和天文仪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的学说有三种：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后两者流传最广，其中又以汉代张衡为代表的浑天说为古代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中国在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是公元前613年，即《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的“有量孛入于北斗。 自春秋至清末，中国记录的彗屋不下500次；记录的日食竟有1000次，月食也达900火。中国古代天文观察的目的在于制定与完善历法，先后有100多种历法问世，其中以《颛顼历》《太初历》《授时历》等影响最大。《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以29.53053日为一月....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但却比它早300余年。故该历的制定是中国古代天文史上的光辉篇章。”六

我国民间常说的十二属相，也可以看作是十二兽在历法方面的实际应用。其实，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过十二兽用于历法的记载，只是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一般认为，古埃及的十二兽上承古巴比伦，下启古希腊。中国和印度的十二兽几乎完全一样，但与古埃及的截然不同，似乎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和汉民族一样，国内少数民族也应用十二兽纪年，其中傣族和彝族历法中应用十二兽可以追溯到汉代。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最初藏族只有十二兽纪年，后来将十二兽与五行相结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十天干，以十二兽代十二地支，构成了60年循环周期，历法逐渐完善。根据位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长安会盟日期是“阴铁牛年冬十月十日，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此处用了三种纪年方式，彝泰七年、长庆元年分别是代表双方官方的历法，“阴铁牛年冬十月十日”应该是双方都接受的共同纪年方式。而“大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是辛丑年，即牛年。藏族的牛年和汉族的牛年指的是同一年，而且藏族的五行与十二兽相配构成60年循环与汉族的60甲子实质上也是一致的。

其次，数学方面的成就也引人注目。我们的祖先酷爱数学，将之称为“算术”，即计算之术，并对之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是世界上数学历史最长的国家之. 直到明中叶以前，中国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先秦时期的数学家有商高、墨翟等人，其主要成就体现在结绳记数、规矩作图、算筹十进制、八卦二进制、乘法九九口诀、勾股定理等方面。其中“勾股定理”相传由西周早期数学家商高于公元前1000年首创(提出“勾三、股四、弦五”之说)，早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定理五六百年。汉唐时期的数学家有刘徽、祖冲之、一行、夏侯等，主要成就有分数与小数的应用、开平方、负数、孙子定理、圆周率计算等。宋元时期有秦九韶、李冶、杨辉和朱世杰四大数学家。他们先后提出“大衍求一术”“正负开方术”“天元术”“垛积术”“四元术”等重要创获，标志着宋元时期的数学创造达到很高造诣。明清时期的数学家有程大位、徐光启、梅文鼎、李善兰、华衡芳等人，其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珠算的普及和对西方数学的引进以及对传统数学理论的深化方面。他们在世界数学史上均享有独特地位。

(三)陶瓷纺织方面的丰硕成果

陶瓷与纺织同先民的生活极其密切，因而也受到特别重视。首先，我国制陶活动历史悠久。《周书》中有“神农耕而作陶”的记载，表明早在远古文明时期，我国就有陶器制作的实践。考古发掘出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地下遗存，陶器制作带有普遍性，工艺精湛，种类较多，不仅有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彩陶之别，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陶器制具，如:盂、罐、钵、盆、杯、碗、皿、甑、壶、鼎及纺轮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创造，它促使先民开始摆脱原始状态，进人新时代文明。瓷器制作是在吸收陶器制作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以瓷土的采用和釉的发明为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能够生产出胎质坚密、器形规整的青釉瓷器。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时期，中国瓷器制造技术趋于成熟。南北朝时期白釉瓷器开始萌芽，唐时白釉瓷器已能与青瓷相媲美。”后来，又出现了彩瓷，例如，“河北定窑烧制的白瓷，胎薄质细、釉色洁白，造型优美”;江西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瓷”，“釉色明澈温润，白中泛青”，享誉世界。七宋代以后，我国的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受到世人青睐，亚、欧、美许多国家都享用过我国的瓷器珍品，对之赞不绝口。

其次，关于纺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造丝绸的国家。据《淮南子·齐俗训》载，神农曾“身自耕，妻亲织”。这表明在神农时代，我们民族就已有了纺织业。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有关纺织的器物。在距今4 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也出土了丝帛、丝带和丝绳等实物。据考，商代已有热釜缫丝技术，周代出现了官办的丝织业，周秦以后丝织业更加发达。据文物部门介绍，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纱、绮、锦等丝织物200多件，其中- -件素纱禅衣长160厘米，总重量仅48克，说明丝织技术已相当精湛。丝绸是我国的名贵特产，素以精彩华美见称，一直为世界各国所喜爱。丝绸的制作技术非常细致，品种多样。在生产工序方面，有缫丝、练丝等环节;在制作方法方面，有织、绣、绘等类型;在品种区分方面，有锦、纱、罗、绢等样式;在颜色方面，有茶褐、绛红、灰黄、浅黄以及青、绿、白等色彩;在图案方面，有动物、云彩、花草、山水等表现形态。因而给人以绮丽、美观、华贵、舒适之感，受到世人好评。

(四)医药养生方面的丰硕成果

医药养生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与智慧结晶。“医”涉及中医学相关理论;“药”指的是中医用来治病的中草药。在中医理论创造方面，先贤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其中主要有:战国末年成书的《黄帝内经》和东汉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两书。《黄帝内经》依托黄帝之名，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民族医学理论的集大成，它运用当时的阴阳五行说来构建中医理论，分《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共18卷，计162篇。其中，“《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学、病理学、药物治疗学的基础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学。”《黄帝内经》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中医的理论成就作了概括总结，为中医后来形成“五大学说”，即“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②奠定了理论基础。八《伤寒杂病论》结合以上“五大学说”，提出了“四诊”(即望、闻、问、切)、“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等一套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所有热病皆属“伤寒”范畴，而伤寒病可以分为六大类，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主张按照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辨证施治。此书经后人整理，被将之改编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成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中的两大经典(另外两大经典为《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中华民族在中药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早在《诗经》中就记有可供药用的植物达50多种，《山海经》所记相关药物有126种，后来更有许多药学著作问世:其中主要有: 《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 其成书时间当不晚于汉代。它收录相关药物365种，对儿产地、性能、主治病症和采集标本均有记述，影响深远。到了唐代，经朝廷转批，山医学博士苏敬等人于公元657年着手对该书进行整理加工、最终模成《新修木草》成为世界第部山国家颁发的药典。 它记载的药物分为9类，共844种。此后，明代李时珍于公元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的编摸。全书计16部、52卷，共190万字。所收药物达1892种，收人药方有11096个。 出版后，被译成法、英、德、俄等多种文字传向世界各地，被誉为“东方医学巨著”。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卓越贡献。

与医药学相关联，我国也十分重视养生学探索，影响较大者是道家的养生说。道家养生说，有“动养”与“静养”两类:动养主要有“导引”术，《庄子·刻意》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长沙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反映了汉代推行导引术的概貌。“静养”主要有“胎息”法，此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有详细介绍，主要是指不以鼻口呼吸而能获得自然之气的方法，属于气功养生类。此外还有“药养”(包括丹石之类)。兹略不论。

我国在民族医学方面也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这些医学成就对理解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隋唐时期，我国成为一个版图庞大、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医学文化。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新修本草》，是两部医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代表了当时我国医学的先进水平。他从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州、凉州、黔州等收集了不少有效的疗法，也收集了不少少数民族所用的药物和方剂，比如治疗中风的“西州续命汤”、治疗体虚多病的“牛髓丸”等。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藏医、蒙医和维吾尔医学：

据历史记载，藏医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它对世界屋脊上的藏族人民的生存，繁衍生息，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藏医学鼻祖宇妥.云丹贡布(708-833年)集古代藏医（《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之大成，吸收四方医学的精华，编著了《四部医典》（该巨著是80幅唐卡的最早来源）。公元8世纪初，吐蕃王朝侍医比吉赞巴希拉，编绘《尸体图鉴》26章。《尸体分布图》、《活体及尸体测量》等藏医腹腔图画见于许多藏医历史典籍。公元1730年圆满完成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79幅藏医唐卡画图的绘制。史籍记载，唐卡画图是为了使四部医典通俗易懂，从学识渊博者到初学的童龄均能理解，犹如一颗掌上透明珠宝，一目了然。

蒙医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蒙古民族逐渐积累的独特的医药学理论和治疗方法。既是蒙古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长期与疾病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传统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吸收了藏医、汉医及古印度医学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独特理论体系、临床特点的民族传统医学。蒙医结合蒙古人生活在高寒地区，多户外活动，多肉食的特点，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基本也是用草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病，其间也受中医的影响很大，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承认的一种医学方法。蒙医学以阴阳变化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确定治疗原则。

维吾尔医学是在积累和发展本民族医学的基础上，汲取了东西方不同地区和民族医药文化之精华，形成的具有维吾尔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药在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目前已收入国家级药典的药品就有202种，其中药材115种，成方制剂87种。在全球四大长寿地区之一的新疆，维吾尔医药在民间至今广泛流传。这种在雪山、沙漠、草原、绿洲诞生的医药作为中国医学中的奇葩，正放射着独特的光芒。据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共有维药600余种，较常用的有360种左右，其中本地产资源约160种，占维药种数的27%。

二、中国古代科技的基本特征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先祖就科学技术在生活生产中的发明和使用予以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四大科技成果，大力促进了世界科技发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同我们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以及我们祖先勤劳勇敢、善于思考、勤于创造的独特优势分不开，中国古代科技深深打上了本民族的智慧烙印，并表现出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一)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强烈的实用性

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同先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是说，古代科技进步的直接动力是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周易.系辞传下》记载，“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刳木为舟，剡木为样，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待风雨”“古之事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里以网罟（gu）、市易、舟机、服牛、乘马、弓箭、官室、棺事、书契等相关技术革新创造为例，说明先民的每一项革新创造都是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完成的。其中，罔罟的制作适应了古化渔猎实践的需要:市易的设立适应了原始商贸交易“各得其所”的需要;舟楫的发明适应了先民“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需要:牛马的驯服适应了“引重致远”的需要:弓箭的发明适应了“以威天下”的需要:宫室的建筑适应了先民“以待风雨”的需要;“棺槨”的发明杜绝了“ 丧期无数”从而适应了让死者“人土为安”的需要;书契的创造适应了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如此等等都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民族的科技创造都非先贤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在广大群众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需要的推动下逐步完成的。

上述结论已为我国古代科技史所反复证明。例如，古代先贤发现农业生产的忙闲、河水的泛滥与天文现象的规律有很大关系。为了在农业生产中不违农时，制定合适历法，准确预测日食、月食就显得非常必要。而要制定合适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必须精于计算。于是，数学随着天文学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周髀算经》《孙子算经》等数学成果，都是在解决天文历法计算问题中产生的。此外，数学与古人丈量土地、测量容积、水利建设、工程设计等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均密切相关，故受到先贤的特别重视。此外，与疾病作斗争的需要促进了医药养生科学的发展，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医药养生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这都说明，我国古代的科技创造确实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特征。

(二)同外民族科技创造相比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富有智慧的民族，在科技创造方面，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具有相当的先进性，不少领域的科技创造居于世界前列。下面试从天文、医药、数学、瓷器以及钢铁冶炼几个方面分别作具体比较。

一是在天文学成就方面，遥遥领先。目前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所记载的“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汉书.五行志》)。欧洲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是公元807年，比世界上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多年。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高度评价中国对日食月食的记载。他说:“全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录下日食和月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在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九

二是在医药学方面，独占鳌头。据史书记载，唐代苏敬等人编制的《新修本草》成于公元65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比欧洲《佛罗伦萨药典》(成于公元1494年)早835年。十又，据《后汉书·华佗传》载，中国古代著名医师华佗，曾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借以实施外科手术。其文日:“ 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继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载资料，它比西方有关这方面的类似记载早1 600多年十一。

三是在数学成就方面，我国也享誉世界。特别是成书于西汉年间的《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以算筹为计算工具，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之数学体系的形成。该书纳人九章246个数学问题，记载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对面积和体积的各种算法以及应用勾股定理进行测算，解决了古化世界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书中运用的开平方、开立方和在此基础上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等重要计算方法。要比欧洲早1500年。十二

四是在瓷器制作方面:我国更有独特优势，早被外人称为“瓷器之乡”。据学者考证，我国的瓷器大约于公元8世纪(唐代)传到西业和南非，再由这些国家传到欧洲各国。随着瓷器的西传、造瓷技术也于11世纪传到波斯和阿拉伯，I5 世纪传到意大利和西欧、但欧洲人真正掌握造瓷技术乃迟至18世纪。美国著名学者德克.海德说:“虽然从此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生产了大量的瓷器，但是，在党器之乡以外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什么工艺品可以跟中国陶瓷工最出色的制品相媲美。”十三

五是在钢铁冶炼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有重大创获。我国是世界上较早使用铁器的国家、据学者考证，我国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铸铁技术至迟始于春秋。到西汉中后期、已掌握了“炒钢”技术，即“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半固体状态，再进行搅拌，利用空气或铁矿粉中的氧，进行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新技术。”这项新技术的发明在炼钢史上是一项重大突破。它使冶铁业能向社会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熟铁或钢料，满足生产和战事的需要。欧洲用炒钢之法冶炼熟铁的技术，直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比我国晚约1900年十四。

(三)科技成果的构建贯穿整体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科技创造的构建采纳了中国哲学所奉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在方法论上具有思维的整体性特征。具体地说，就是把被创造的对象看成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从宏观的构建到微观的组配，都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体。-方面，宏观构架涵盖微观部件:另方面，微观部件又组成宏观构架，宏微相辅，使被创造的客体成为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这种整体思维的运用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中时有所见。

首先，古代中医学理论构建尤其注重整体思维。它把天地看作“大宇宙"，把人体看作“小宇宙”。认为“天人一体”，“小宇宙”类似“大宇宙”。“大宇宙"涵盖阴阳、五行，“小宇宙”亦包括“阴阳”与“五行”。古代医学家把人体之内的寒气比作“阴” .热气比作“阳”，又用五脏(心、肝、脾、肺、肾)来匹配五行(金、木、水、火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大谈“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实质上就是把调整体内阴阳、促进五脏协和通畅作为治病的纲领来对待，这实质上就是运用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建立在整体观念基础上的中医诊断学认为，局部病变必然影响到人体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因此，机体每一部位的外外部表现都透露出全身生理，病理的信息。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中医首先着眼于整体，它通过望、闻、问、切，掌握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变，既重视局部患情，又重视它对人体共他部分产生的影响，表明坚持辨证施治的必要性。

其次，在运用整体思维方面，中国古古代农学亦显示出理论上的成熟性。它把切农事置于天地人的宇宙大系统内，将天时、地宜、人力作为三项主要因素相互协调，以探索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考虑到天时写农业发展的密切关系，古人十分重视成个节令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日氏存秋·审时简》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文中的“原”通“候”，即时候，作者之意是说，不误农时，是农业生产之室，表明抓住奉节时令，是保证农业丰收的关键。这里已透露出我国农业科学生重思维的整体性。

最后，中国古代建筑学、亦注重整体思维模式。例如.北京四合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房屋结构之典型。据专家考证，它起源于西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到明清时已高度成熟，成为中国主要的住宅模式，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有类似建筑。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整体思维为指导，其格局是:以一个院为统体，四面建有房屋，通常由正堂、东西厢房和倒座房组成，从东西南北四面将特定庭院合围在中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体，故称之为“四合院”或“四合房”。它的构建以“四合”为特色，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惯用的整体思维模式。毫无疑问，古代科技家对整体思维方法的熟练运用，表明先贤善于从宏观到微观把握科技创造的高超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