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物极其丰富，如汗牛充栋，琳琅满目，对旅游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仅讲解可移动文物，重点包括四个问题，即温润高洁的古代玉器，古韵厚重的青铜宝器，高古典雅的陶瓷制品和气韵生动的书画艺术。
（一）温润高洁的古代玉器
我国古代对玉的定义很广泛，不像今天这么严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玉下的定义是：“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所谓石之美者，是指较一般石料美丽的石料，也就是彩石；所谓五德，是指玉的五个特性，即温润有光泽，内外纹理一致，声音清悦舒扬，坚硬细密，色纯且洁净。在矿物学上，玉分为硬玉（也称翡翠）和软玉（透闪石、阳起石一类）两种，玉的各种色泽是由于矿石中所含的铁、镍等不同化合物形成的。中国古代玉产地很多，著名的有新疆于田和叶尔羌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辽宁岫岩的岫玉、湖北郧县等地的绿松石等，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玉”。
玉器是指以硬玉、软玉、碧玉、蛇纹石、水晶、玉髓为原料而制成的器物，主要包括礼乐器、仪仗器、丧葬器、佩饰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器、陈设类和杂用器等。我国玉器发展从简单的实用品和装饰品发展为古代宗教祭祀用品和礼仪用品，又发展为等级和权力的标志品以及高尚道德品质的佩戴品，最后上升为内容丰富的艺术欣赏品，深刻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从我国玉器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玉器起源开始到新石器中期。这个时期，每一件玉器的产生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性，然后是观赏性。器形大体分为生产、狩猎等实用工具和生活装饰两大类，前者有铲、斧、锛、刀、钺、凿等，后者有钏、环、珠、镯、笄、璜等。也有一些璧、琮等，可能是用来祭祀的。我国最早的玉器是在辽宁的查海遗址中发现的，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查海玉器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真玉的实例。
第二个时期：从新石器中期到形成国家的夏朝。这个时期，玉器渗入了宗教观念，出现了礼器，中国玉文化礼制时代到来。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大型祭坛等宗教性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玉神器。玉神器包括巫事用的法器、装饰以及祭祀不同神灵的器物，如红山文化中勾云形器、龙首玦以及神人、龙、龟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猪龙距今已有5500年历史，堪称“中华第一玉龙”。这个时期玉器的特征就是神性，器形以神器为主。玉器制作不求形似，重在神韵，玉器朴拙而神秘，是远古时期通神的重要工具。
第三个时期：从夏朝到南北朝。这个时期，玉器成为赢得天命认定、赢得神灵支持的象征，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成为等级社会的标志品。周天子曾号令诸侯定时朝觐，并赐予每人一件玉圭或玉璧，以表示身份等级的高低。商代妇好墓虽然经过盗掘，但仍出土750多件，说明主人地位高贵。春秋战国时玉器更多地被人们用来与君子的德性相比拟，孔子就称玉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所以古代佩玉和赏玉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和氏璧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王莽篡权后，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皇太后大怒，把国玺狠狠砸在地上，摔崩了一个角，王莽让人用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宝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汉以后玉玺制度一直沿袭到清代。汉代玉器大多雄浑豪放，造型优美，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缕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金缕玉衣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件。玉衣长174厘米、宽68厘米，用1576克金丝连缀起424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全部用新疆和田白玉、青玉组成，温润晶莹，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
第四个时期是唐朝以后。这个时期，玉器开始走下神坛，成为人们珍藏、佩饰的物品。唐宋时玉器色如羊脂，光泽晶莹，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加，写实能力大为提高。著名的玉器有唐代龙云纹玉璧、宋代玉观音等。元明时玉器造型粗犷，棱角分明，多以日常为题材，纹饰隐喻着吉祥。著名的玉器有元代渎山大玉海、明代山子雕等。渎山大玉海是元世祖忽必烈在1265年下令制作的，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特大型玉雕，其雕琢装饰继承和发展了宋金以来的起凸手法，随形施艺，俏色处理颇具匠心，代表了元代玉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清代玉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康熙、乾隆两朝更以玉为重。乾隆时期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是全世界玉器中最重最大的一件，为我国大件玉雕作品的杰作。
总之，我国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道德化特色，在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等领域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发挥了其他艺术品不能取代的作用。它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对我们的思想观念仍发生着影响。玉文化包含着“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扬。
（二）古韵厚重的青铜宝器
我国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末或公元前21世纪初开始，到战国末年结束，大致相当于人们所说的奴隶社会时期，历时2000余年。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青铜文化，主要以青铜器为代表。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和用具，主要包括礼器、食饪器、兵器和乐器等。青铜是红铜与锡，铜与铅或是铜与铅、锡的合金。青铜原来的颜色大多是金黄色的，由于长期腐蚀表面产生的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我国青铜文化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内容，是记录奴隶社会的形象史册。
首先，从青铜器上反映出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的心理。在商代，统治者把大量的青铜器放置在宗庙里，供他们祭祀和礼拜。死后，他们还把这些青铜器用来陪葬，幻想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例如，后(hou)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重875公斤，四足中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上面铸刻着“司母戊”三字铭文,是商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它是商代王权统治的象征，也是建邦立国的重器。到了西周时期，对在什么地方祭什么神，用什么样的青铜器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到西周末期，随着疑天崇德思想的滋生，主要用于祭祖敬神的青铜器皿日益失去神秘的色彩和威慑的力量。
其次，从青铜器上体现出青铜时代的礼制特征。在商代，统治者主要用酒器的多少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西周中期起，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增加，鼎成为表示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标志，并逐渐形成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同时，鼎还与一定数目的簋相配。另外，有一些青铜礼器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例如问鼎中原这个历史事件就是证明。东周时，楚庄王亲自领兵打败在陆浑一带的戎族后，又到周定王的边境阅兵，显示楚国势力的强大，想以此威胁周天子，与他分治天下，吓得周定王立即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他。楚庄王一见王孙满就问：“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从夏传到商，又从商传到周，成为世界上的宝贝，现在放在洛阳。这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讲了夏禹铸九鼎传至周朝的来历之后说：有美德的时候，鼎小也是很重的；背离德行的时候，鼎大也是很轻的。而且上天保佑有德行的人也有限。“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前些年，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北京国宝工艺研究院承办了中华九鼎复原工程。复原的中华九鼎为一个圆鼎，八个方鼎，其中圆鼎高99.9厘米，方鼎高66.6厘米，分别代表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最后，青铜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青铜器的造型气魄宏伟，构成细腻，匀称规范。青铜器上的各种铭文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燕侯盂为西周成王时代作品，出土于辽宁朝阳喀左小转山的青铜器窑藏坑内。制造精工瑰丽，庄重稳定，是盂类中罕见的大器。器内壁上铸有一行清楚、秀雅的铭文：“匽（燕）侯作饙盂”。青铜器的纹样装饰奇特生动，特别是饕餮纹给人一种威严而又原始、拙扑的狞厉美。饕餮纹是奴隶主阶级为其统治利益的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或标志，它暗示着某种超世间的权威力量，给人一种神秘、恐怖、威吓、残酷和凶狠的感觉。但是，饕餮纹结构严谨，外貌凶猛而庄重，气氛神秘，充满神话般的幻觉，带有宗教色彩，因而在今天又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我国青铜器起源较早，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稍晚的齐家文化，都发现有小件青铜器及其线索。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少数的爵、斝、戈、锥、小刀等青铜制品，比较清楚地展现了我国青铜器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殷商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繁荣鼎盛的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达到高峰。当时的青铜器以高大厚重、古朴雄伟、纹饰繁缛复杂、铭文较长为特点，出现一批举世罕见的青铜文物珍品。春秋晚期是初期的铁器时代，但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并没有立即导致青铜铸造业的衰退，相反由于战国时代生产技术的普遍提高，青铜器的铸造也有新的发展。这时的青铜器形制复杂，地方色彩浓厚，普遍采用错金银、鎏金、镶嵌、针刻等工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战国晚期日用铜器增多，多为素面。宴乐射猎攻战纹壶是战国时期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造型简练，表面有精细的嵌错图案，分上中下三层，分别勾划出射箭、采桑、宴饮、舞蹈、奏乐、战斗等场面，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以平面展开的形式构图，人物结构准确、动感强烈。秦汉及其以后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为其他器物所代替，但是青铜铸造工艺仍然呈现出绚丽多彩的余晖。长信宫灯产于西汉时期，不仅有着很好的实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把人物造型与灯具完美地结合成一体，是一级文物中的精品。马踏飞燕于1969年在甘肃武威东汉古墓出土。马作飞驰状，昂首翘尾，四蹄飞腾，其右后足踏一飞鸟，鸟顾首惊视。此马造型设计充分体现了东汉青铜制造工艺发展的水平，现已被选为中国旅游业的标志。
（三）高古典雅的陶瓷制品
古老的中华大地是陶瓷器的故乡。陶器改变了原来物质（粘土）的性质，是人类最早的一项发明。瓷器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中国故有“瓷国”之称。
1.陶器制品
陶器是将具有可塑性的粘土，经水湿润后，成型，干燥，在700-1000摄氏度的低温中烧造而成的坚固的制品，是人类最早通过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使物体的本身发生质变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陶器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入，是我国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陶器中，尤以彩陶质量最高，类型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所以通常把彩陶作为中囯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
彩陶是在红褐色陶器或棕黄色陶器上加绘紫灰或暗黑色装饰花纹的陶器，因其表面大多绘有黑、白、红诸色的精美花纹故名。彩陶图案有大量的几何形纹饰，这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鱼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也是原始人内心的音乐涌动和视觉表现。彩陶纹样变化生动活泼，或粗犷朴实，或柔和细腻，布局严谨，统一协调。
我国制作陶器的历史十分悠久，至迟在8000年以前制陶工艺就已为人们所掌握。此后制陶工艺不断发展，到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以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先民们已经能够烧制出实用美观的彩陶，如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此器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出土，器形敞口收腹，口径29厘米，造型美观。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一排舞蹈人物，每组5人，分为3组，手拉手，踏着整齐的舞步。舞蹈人物形象概括，动感强烈，装束颇具特点，为中国舞蹈早期形态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还有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及在河南出土的鹳鱼衔石斧陶罐等。
商周时期出现刻纹白陶，这是制陶工艺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福建闽侯黄土岗出土的一批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陶盉造型极为优美，而且还刻有精美的夔龙纹和几何纹。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主要朝建筑用陶和冥用陶两个方向发展。1959年在燕下都遗址中出土的一段陶水管，前半部塑成虎头型，造型生动逼真，代表着当时建筑用陶的工艺水平。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是制陶艺术上的佳话。另外，冥用陶器制作也日益发展起来。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形体巨大，数量众多，军阵威武雄壮，气势磅礴，反映出秦代军人英姿勃勃的形象和秦的强盛国力。汉代冥用陶器的题材更加丰富，应有尽有。如汉墓立俑、汉墓骑马俑、拂袖舞姬俑、杂技俑和乐俑等，反映了汉代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其中1963年在四川宋泉林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上身袒露，肌肉丰满，表情生动，是乐俑中的典型代表。陶俑大量出现，是我国古代人物雕塑的高峰，使制陶技术和艺术达到很高境地。
隋唐时期的三彩器、武士俑、文官俑、天王俑、骆驼载乐俑、高宝髻女士俑等，都是当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艺术结晶，是陶器中的艺术瑰宝。唐三彩色彩斑斓，富丽堂皇。它是先将坯体烧至1100°C左右，施彩后再以900°C的温度烧制而成。釉色呈绿、蓝、白、赭、褐等多种颜色，但以绿、黄、褐等最为常见，故名。明清两代以紫砂器较为著名，其中又以紫砂壶为主要文物。造壶名手供春的作品为栗色，造型独特，艺术水平很高，至为名贵。时大彬初仿供春，后自成一路，喜作大壶，前后诸名家都不能与之相比。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有许多高手争相为紫砂制作“仿生器”，几可乱真，成为紫砂文物的一个特殊品种。
2.瓷器制品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组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表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的追求，反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以及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早在商代，我国就烧制出原始瓷器。原始瓷器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东汉时期，原始瓷器发展为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一大飞跃。东汉瓷器质量稳定，无论胎、釉还是烧成温度都已达到较高标准。此后，瓷器不断发展，质量逐步提高。1958年在南京清凉山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三国时期的青瓷羊，遍施青釉，匀净无暇，造型安详大方，纹饰流畅优美，与三国以前的瓷器制品有显著不同。1983年在南京雨花台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东吴时期的青瓷盘口壶，采用当时先进的釉下彩工艺，是绘画技术装饰器物的最早实物，为后代青花瓷等真正釉下彩工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北方以生产白釉瓷器为主，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局面。1971年在河南安阳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北朝时期的白瓷，标志着对青瓷独统天下局面的突破。1957年在西安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制作十分精美，是隋代白瓷的代表。到唐代，白瓷的发展达到极盛。北方的白瓷窑址有河北邢窑、曲阳窑，河南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青瓷以越窑为代表，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瓷业体系，与邢窑形成抗衡之势，“密色瓷”是越窑的精品。1987年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密色瓷器，再现了“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真面貌。五代时期，柴窑青瓷有“雨过天晴”的美誉，被誉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宋元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水平。宋代瓷器生产达到高峰，有五大名窑，分别为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官窑有南北之分。汴京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杭州凤凰山下设窑，称南宋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等。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哥窑指传世的哥窑瓷，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釉色以灰青为主。龙泉窑是南方青瓷的代表，汝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青瓷在当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定窑以制作白瓷而著名，称为“北定”，色白而滋润。南宋以景德镇为主，称为“南定”。南定以其白度和透光度而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之一。景德镇的“影青”白瓷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瓷器以青花釉里红最为出色。青花釉里红瓷始于元代，是在青花间用铜红加绘纹饰，以色彩绚美著称，是釉下彩瓷的一种。由于烧成难度大，青花釉里红器被视为古瓷珍品。元代在宋代白瓷发展基础上，逐步向彩瓷过渡。
明清两代陶瓷工艺继续发展，并达到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烧制的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见釉不见胎，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故又称“甜白”。到宣德年间，青花瓷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发明了斗彩、五彩、铜红、素三彩等彩瓷，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斗彩创烧于明成化时期，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它以绚丽多彩的色调，沉稳老辣的色彩，形成一种符合明人审美情趣的装饰风格。清代创烧粉彩、珐琅彩、仿宋瓷等工艺品瓷，瓷器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康熙晚期，在五彩瓷基础上受珐琅彩瓷制作工艺影响创造粉彩瓷。粉彩瓷是以粉彩为主要装饰手法的瓷器品种，是一种釉上（在瓷胎上）彩绘经低温烧成的彩绘方法。雍正时期的彩釉瓷以清丽秀媚见长，乾隆时则以富丽堂皇为特点。
（四）气韵生动的书画艺术
1.书法艺术
书法是一门富有文化内涵的黑白造型艺术，是中华艺苑中光照千古、根深叶茂的一株奇葩。它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宣纸、烟墨、砚台等“文房四宝”为表现工具，通过点线的变化运动，来表达作者的审美观念、学问修养、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等精神因素的美的艺术。中国书法作为造型艺术，是以线条及其结构的形式来表达作者所创造的意境和所要体现的情趣。线条美是书法美最为突出的形式特征。字形结构美与字的布局美是书法美的另一个重要形式特征。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已经具备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甲骨文产生于3000年以前，是我国早期的书法艺术，当时已要求字要写得整齐、美观的。金文铸在青铜器上，线型粗壮，充满了古朴之美。战国时期的石鼓文结构生动奇崛，笔意遒劲凝重，圆笔增多。四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木牍隶书，是保存至今的最早汉字墨迹。
秦统一后，确定小篆为法定使用文字。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字体规范，字形狭长，上部紧凑，下部舒展，给人以柔中带刚、爽朗劲健的感觉。隶书出生于秦代，至汉代基本定型。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字形扁方，笔画有粗细轻重变化，具有波磔之美。东汉隶书进入形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为传世杰作。蔡邕是汉末最著名的书法家，他书写的《熹平石经》享有盛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形成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流派，表现出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王羲之是东晋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世称“书圣”，其《兰亭序贴》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魏碑是北魏时期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过渡的书法。
到唐代，楷书、行书、草书等诸体皆备，并发展到新的境界。唐人书法寻法求古，用法严谨，在法度范围内抒情生意。著名的书法大家有颜真卿、柳公权、张旭和怀素等人。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的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正楷端庄雄秀，气势开阔；行书遒劲郁勃，古法为之一变，所书《祭侄帖》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的书法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玄秘塔碑》、《金刚经》等为其代表作。张旭和怀素的草书速度极快，落笔龙飞凤舞，被称为“狂草”。张旭被后人称为“草圣”。宋代讲究书法的意象、意趣和意境。书法名家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号称“四大家”，影响较大。其中苏轼以行、楷见长，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创作的《黄州寒食诗贴》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元明两代书法注重形式上的优美之态。赵孟頫的作品延续了宋代情趣化书风，淡化了唐代发愤昂扬之情；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追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徐渭、董其昌等人把宋以来重主观抒怀、张扬个性的倾向发展到极致。清代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取得很大成就，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以“扬州八怪”（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罗聘、高翔、李鱓、李方膺）为代表的书法作品，标新立异，奇崛狂怪，延续明末重个性、尚主观的风格。到乾隆时期，帖学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此后兴起金石学。咸丰以后，碑学尤为昌盛。先后有康有为、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的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
2.绘画艺术
中国画是用毛笔、墨和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上作画，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中国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浓缩了炎黄子孙的智慧、情感和理想，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画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特征，往往与诗文、书法、篆刻诸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并且是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中国画描绘客体物象时讲神似，重意境，强调气韵生动，追求笔墨技巧的承传和创新的统一。同时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要求艺术家的理想、人格与画格的结合，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能体现出画家的修养、学识、秉性和气质，并折射出时代精神。
中国绘画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各种彩陶上绘制纹饰图案，为我们展示了迄今为止最早时期绘画发展的一些状况。如半坡村遗址出土的人面纹、鱼形纹和鹿形纹陶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蛙形纹陶器，马家窑遗址出土的舞蹈纹陶器等，都是研究原始绘画的珍贵资料，反映了原始先民朴素的认识现实的能力。
先秦时期的绘画大多具有装饰性和实用目的。殷商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石磐上绘有虎形装饰，类似甲骨上的动物形象，虎口打开，颇有生气。春秋战国时期壁画上绘有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等，蕴涵着神秘的原始宗教思想。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绘画是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画，即《龙凤人物图》和《人物御龙图》，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龙凤人物图》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画面主要位置绘一侧身而立的细腰女子，身着长袍，头梳长髻，双手合掌作祈祷状。她的上方绘一龙一风。凤鸟头上昂，振翼奋爪，尾翻飞，呈奋起状。龙则双足曲伸，身体蜿曲，势若扶摇直上。据考证，画中仕女为墓主人形象，帛画是葬仪中用以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铭旌。此画造型简洁生动，比例匀称，仅以墨线钩勒，用笔流畅挺拔。《人物御龙图》画面中心绘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身配宝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正向天国飞升。龙头高昂，身平伏呈舟形，翘起的尾上立一只鹭，圆目长嘴，顶有翰毛，仰首向天。画中人物上方有一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视龙为神物，可以载人或神上天或邀游太空，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征服自然的浪漫主义气质。
秦汉时期绘画迅速发展，其中以汉代的帛画和壁画成就最为突出。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表现的是墓主升天的题意，显示出画家具有较强的写实能力，线条劲挺流畅，勾形准确，色泽鲜明，代表汉代的绘画水平。长沙马王堆彩绘帛画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汉代的墓室壁画精彩动人，内容丰富，有历史故事，人物肖像、神话传说等，其中以大连营城子汉墓壁画、辽阳汉墓壁画较为著名。同时，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等也很有名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出现大量的佛教绘画。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等壁画光彩夺目，代表当时的绘画水平。这一时期，独立的山水画开始萌芽，有关画论品评的专门著作开始出现，如谢赫的《古画品录》和宗炳的《画山水序》等。同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画家，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其中以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烈女仁智图》等图的摹本为代表作。《女史箴图卷》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所作讽刺贾后的《女史箴》原文而创作的，是一幅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画卷，可能是隋唐时代摹本。“女史”指宫廷妇女，“箴”为规劝之意。晋初惠帝时，贾后专权，极妒忌，多权诈，荒淫放恣。张华便以历代贤记事迹撰文《女史箴》，既讽刺放荡暴戾的贾后，也规劝教育宫廷妇女应遵循封建道德，以为后人教诫。《洛神赋图卷》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代表作（宋摹本），它以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
隋唐时期，绘画逐渐进入繁荣昌盛阶段。人物画取得辉煌成就，达到创作的高峰时期，呈现出华丽精巧的艺术风格。阎立本的《步辇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都是绝代佳作。《步辇图》为唐代人物画，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是全图焦点，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同时，山水画得到迅速发展，花鸟画也逐渐成为新的画科，出现明显的世俗倾向。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以王洽为代表的“泼墨山水”，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李思训画山水精工细描，是工笔山水；吴道子却大笔挥洒，是写意山水。
宋代是我国绘画全面发展时期，人物、山水、花鸟各科都涌现出新的流派。“翰林书画院”规模宏大，形成以典雅、精工为特色的院体画风。“文人画”彪炳画史，影响后世深远。宋代人物画发展了白描和“减笔”的表现形式，开始着重刻画人物性格，以李公麟、米芾等为代表。山水画强调师法造化，探索山川自然奥秘，北宋有李成、范宽和郭熙，南宋有夏圭、李唐、刘松年、马远等名家。花鸟画章法严谨，笔墨精丽，出现以描写梅、兰、竹、菊四种花草为重要对象的所谓“四君子画”，以苏轼、文同、郑思肖、赵孟坚等最为著名。宋代民俗画也得到长足发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长卷巨著，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时期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严谨、笔法细致，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元代是我国绘画发生重大转折变化时期，山水画盛行，文人画主导画坛。山水画更加追求笔墨情趣，崇尚山林，寄情遣兴，聊以自娱。文人画着重表现主观情趣，注重笔墨，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视书法趣味，并将诗、书、画三者紧密结合。代表作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倪赞的《鱼庄秋霁图》、吴镇的《嘉禾八景图》等，追求高逸的人格与画格。《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称《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较长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5月18日，《剩山图》点交仪式在京举办，于6月1日在台北故宫与《无用师卷》合展。
明代画坛沿着元代已呈现的变化继续演变发展。山水、花鸟题材流行，人物画衰微，文人画汇成洪流。一批文人画家以纤细的风格、精到的笔墨表现逃避现实的隐逸闲适的情感，把文人趣味推向顶峰。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豪放泼辣，酣畅恣肆，是文人画的最后辉煌。此后，文人画开始走向衰落。清代画家较多，更多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画家朱耷的作品狂怪奇纵，灵变多姿。其后以郑燮、金农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突破传统的清高逸迈，抒发艺术的真性情。清末以任伯年、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受新兴市民审美趣味的影响，有着雅俗共赏的热烈而又沉着、和谐的艺术效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美术运动，在对中国画传统的批判与继承中汲取外来文化因素，促进了中国画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