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工作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方针

（1）新闻工作改革的历史背景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给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2）新闻工作改革的指导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5月28日，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分别听取了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6月19日，刘少奇又召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新华社负责人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指出：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收，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他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无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

刘少奇的几次谈话，不仅为新华社、广播事业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确定了指导方针。

 

二、《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

（1）改版前的酝酿与准备

1956年初，《人民日报》开始酝酿新闻工作改革事宜。4月，《人民日报》召开新闻工作改革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传达中央意图，《人民日报》改版工作开始起步。报社发动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采用派专人进行个别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写信和发公开信等方式征求意见与建议。

 

（2）《人民日报》社给中央的报告

1956年5月，人民日报编委会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报告还提出了报纸扩版、报道范围扩大、开展自由讨论、满足读者需要等具体意见。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制订了报纸改革方案并上报中共中央。

 

（3）《人民日报》改版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改版，改版社论《致读者》总结了该报创刊八年来的成绩，公开承认《人民日报》的工作“仍然有很多缺点”，仍然存在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等缺点，缺乏生动活泼的作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一场深入的改革。社论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4）《人民日报》改版的重点内容

《人民日报》七一改版社论把改版的重点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第三，改进文风……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

 

（5）《人民日报》改版后的版面安排

自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的篇幅由对开4版改为对开8版，版面安排也相应作了调整，第一版仍为要闻版，第二、三版为国内经济版，第四版为国内政治版，第五、六版为国际版，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第八版上、下半部分分别为副刊和广告版。

（《人民日报》副刊版）

 

（6）《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内容改进

报纸新闻数量大增。改版后的第一个月，《人民日报》平均每天登出新闻74条，共4万字，占全部版面的40 % 。

为适应经济建设的形势，经济新闻占了50％，居各类新闻的首位。

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探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如刊登《沈阳的生活费用为什么高?》、《不要让孩子再在街头游荡》等。

对于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也作了如实报道，打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的框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言论明显改进。《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其他评论文章，题材广泛，大多短小生动，没有空话，出现了一些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进行批评分析的好文章。

特别是关于“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一扫教条主义的文风，表现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振奋和鼓舞了广大知识界。

副刊与通联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日报》创办了文学性副刊，刊登活泼、明快、尖锐的短文和文艺作品。

《人民日报》还认真编发群众来信，按照其内容性质分别刊登在有关各版上，改变了过去设立读者来信专版、专页集中刊登读者来信来访的做法。改版后第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表读者来信近10篇。《人民日报》改版后，赢得了全国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报社不断收到读者的赞扬信。

版面处理也十分生动活泼。

版式是报纸特有的语言，文章、照片在版面上的排列组合往往能反映报纸的风格。严谨、端庄、朴素是我国报纸版式特有的传统。改版后，《人民日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新闻、言论、图片有机组合，还时时推出组合式新闻等各种报道形式。尤其是在照片的使用上，或在报眼位置刊登图片新闻，或将大幅照片改为两幅小照片，或是图片在文章中灵活穿插，时时给人新鲜之感。

 

三、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

（1）新华社的改革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改革。

建国后，新华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报道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新华社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不能经常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只抓一些表面现象”，“没有完全做到认真地、全面地、及时地、生动地反映实际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只报成绩，不报困难和缺点；只反映与领导机关意见相吻合的情况，不反映不同的或相反的情况；只报道已有定论的问题，不报道重要但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只注意完成工作任务，不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新华社的国内工作存在严重的机关化的作风，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组织管理与工作方法亟待改进。国外分社工作发展不快。

1955年12月，毛泽东批评新华社在国外业务活动的发展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他指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在两次同新华社负责人的谈话。

要求新华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还大胆地提出新华社“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的问题。

要求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现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

要求新闻报道要讲普遍兴趣，多种多样，简短及时。关于新闻记者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刘少奇认为，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对事物要有分析，要克服报道中的片面性，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

提出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新华社在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华社工作全面改革的规划，并于1956年8月以新华社编委会的名义就若干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呈送了请示报告。

在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方面，新华社提出了发展步骤：“第一步在五年到七年内，新华社应首先集中力量建设成为东方(亚非地区)最有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第二步在十年到十二年内，新华社应建设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

1956年，新华社国外分社由原来的9家增加到19家。

关于新华社的国内报道，报告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改进措施。

“新华社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政策，不是简单地宣扬政策的正确，而要反映政策在群众行动中受考验的情况。因此新华社不应仅只反映政策顺利执行的情况，而且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偏差的情况。”

“新华社是新闻机关，它是及时反映事物的变化的，因此，新华社不能仅只报道已有正确结论的事实，同时也要报道暂时还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事实。新华社应该要求对反映地方事实判断正确，但是完全允许随着情况的改变，修正自己的判断。”

各地方分社可以对当地报纸、电台发稿。

关于国际报道，报告认为要实行“全面的客观真实的报道方针”，“全面地报道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而不限于只报道对我有利的进步的事件；在报道时立场坚定，但应尽可能赋予我们的新闻以客观的形式，避免宣传化的毛病。”这样做，是因为“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应不同于政府的外交声明，应该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情况，这不但可以使国内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国际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且可以使新华社的新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同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进行竞争。”

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从新华社作为一个舆论机关来考虑，特别考虑到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要跟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竞争，采取民办的形式好处较多。因为民办后，政府在外交上对新华社可以不承担什么责任，而新华社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活动和报道，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减少新华社的报道是官方宣传的印象。如作为民办通讯社，可以考虑采取由中国报纸和广播电台联合经营的办法，成为合作企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缺乏经验，因此暂时可以不改变目前国家通讯社的形式，今后应该尽可能少用官方的面孔出现，更多采用民间通讯社的作法，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决定是否改变。”

 

（2）广播电台的改革

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

指出，人民广播事业要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要跟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有密切的联系。

提到了广播电台的广告问题：“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

关于对外广播，“以对亚洲和对华侨为重点，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搞规划要从全世界着眼”。“一定要把对美洲的广播列入计划之内。”

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

关于新闻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方报纸一律平等对待”。

提出了办广播大学的建议，“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

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上述精神在北京召开了长达二十多天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确立了广播工作改革的主要目标，即改进新闻报道，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办好文艺广播，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

一是改进新闻报道，努力做到又多又快又短又好。

二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

三是努力办好文体、知识以及社会群体等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满足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听众的需要。

 

（3）《新民报》等其他新闻媒体的改革

在新闻改革的热潮中，《新民报》等非党报也积极参与改革，提出了不少新观念，推出了不少新举措，特别是重视新闻报道贴近读者、接近生活。

《新民报》总编辑赵超构针对过去报纸工作中存在的新闻和文章太长、报道面太窄、文章太硬、有教训人的口气等缺点，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三个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

 

（4）新闻理论的探讨

在新闻工作改革中，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空气也十分浓厚。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于1956年间精心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并于1957年初应邀作了多次学术讲演。

王中认为，报纸的性能是“为人民服务”，在新形势下，报纸有指导工作、指导生活、扶植民主、培植道德等职能，但是不赞成继续照搬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他还提出，报纸既是政党宣传工具，又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两重性。

关于中国报纸的传统问题，普遍认为要予以全面的继承。中国报纸有着丰富的传统与特色。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而言，既有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也有在国统区办报的经验。还应该借鉴旧中国出版的非共产党的进步报纸、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的以及其它在业务上有可资借鉴之处的报纸的经验与特色，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风格多样、各有特色。

 

四、新闻工作改革的收获与意义

（1）改革的成果

首先，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这次改革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破除了盲从迷信。

其次，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相结合。

再次，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支持，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特别是自费订阅部分的大幅度增加。

 

（2）改革的偏颇之处

在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全盘否定建国后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和受益的方面。在对待旧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问题上，有些人主张不加分析批判地学习与继承。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1956年兴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改革，因反右扩大化等诸种原因而中途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