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洋旗报”为主干的抗日宣传阵营的建成

（1）孤岛初期抗日宣传的由强转弱

193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救亡日报》、《立报》和《抗战》三日刊等报刊纷纷停刊或内迁。据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统计，30种原在租界出版的报刊停刊，4家通讯社停业。

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爱国党派、爱国政治势力继续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12月9日，纯翻译抗日小报《译报》在上海租界诞生，刊登的新闻及言论全部译自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稿和上海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经精心选择与改写，客观地报道了抗战的基本形势，无情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暴行深受读者的欢迎，日销数曾高达两万份。12月20日，《译报》仅出版了12期，即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下令取缔。

 

（2）“洋旗报”的兴起与抗日宣传的由弱转强

由于以外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时称“洋旗报”，如《华美晚报》、《大美晚报》等，可以不受日伪的新闻检查。

在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等各派政治力量以及民间爱国人士，利用沦陷区大城市中租界的特殊条件，利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和日寇之间的矛盾，打着“英商”、“美商”的招牌在租界内复刊或创刊“洋旗报”，或聘请外国人担任发行人，或在外国注册，以逃避日寇的新闻检查，报道抗战实况，宣传爱国主张。

至1938年冬，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这类“洋旗报”达十六七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每日译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

《每日译报》创刊于1938年1月21日，其前身是《译报》，聘请英商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担任发行人兼总编、经理，但实由中共上海市文委主办。除刊登外报译文外，还刊登自己采编的新闻。另外出版《译报周刊》、《译报丛刊》。1939年5月18日，上海租界当局迫令《每日译报》停刊两周，因英籍发行人被日伪收买而在停刊期满后无法复刊。

《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系严宝礼等几位爱国人士集资创办。用高薪雇请英国人克明（H. M. Cumine）担任名义上的董事长兼发行人、总主笔，以避免日寇的新闻检查。

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与《每日译报》、《中美日报》、《大美报》一起被租界当局勒令停刊两星期，此后也因洋保镖克明为日伪所收买而未能复刊。

一报多馆、报业联合或兼并等报业托拉斯现象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民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申报》兼并《新闻报》， 张竹平建立“四社”联合办事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到政府方面的压迫与摧残，这些报业托拉斯计划均中途流产。

《申报》于1937年12月15日因不接受日军检查而停刊，1938年10月10日假托美商名义在上海租界内恢复出版。

《新闻报》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曾一度屈节接收日伪的新闻检查，1938年9月1日请回原主持者美国人福开森出任监督，以美商太平洋公司承租的名义出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新闻报》一度被迫停刊，后被日伪改组为附逆报纸并恢复出版。

 

二、迫害与反迫害的殊死搏斗

（1）孤岛初期的迫害与反迫害斗争

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爱国报刊在上海租界内出现后，日伪恨之入骨，一方面通过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设法予以取缔外，另一方面采取威胁恫吓、投弹破坏、武装袭击、暗杀绑架等恐怖手段，疯狂迫害、摧残抗日报刊和报人。而抗日爱国报人则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日宣传。

首先遭到劫难的是华美晚报馆。

1938年1月16日，由于《华美晚报》和《华美晚报晨刊》拒绝刊登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通告，日伪暴徒在当天傍晚就将一枚锤形手榴弹投入报馆，致使设备受损、3位工作人员受伤。

1938年2月间，《文汇报》在3日、5日曾用很大篇幅揭露日伪暴行，2月8日又发表社论《告若干上海人》，对上海几个意欲投敌的工商界要人提出严正警告，要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当遗臭万年的汉奸。9日，报馆就收到了日伪方面以所谓“正义团”名义写来的恐吓信，扬言“倘再有反日情绪”，将杀害报馆人员。10日下午六时许，日伪方面又指使暴徒向报馆投掷手榴弹，当场炸伤工作人员两名。12日，报馆再次收到匿名恐吓信，该报当天就针锋相对地刊出社论《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予以反击，痛斥日伪的卑劣行径。

此外，华美晚报馆、文汇报馆的主持人还曾收到过血淋淋的死人手臂，并恐吓说如不更改笔调将遭此滋味。其他报馆也同样遭到过类似的恐怖破坏事件。

《每日译报》曾收到过10多份恐吓信件，充斥着“满门抄斩”一类的恐吓之词。

 

（2）汪伪统治初期的迫害与反迫害斗争

1939—1941年间，日伪方面对上海进步报界的迫害更加残酷，“孤岛”新闻界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39年5月，敌伪特务机关——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成立。因该部设在沪西极司菲而路76号，故又称“76号”。“特工总部”成立后，日伪方面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袭击、凶杀事件层出不穷，恐吓、绑架几乎无日不有。

《导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申报》等报馆先后遭到汪伪特务的武装袭击。1939年6月17日，《导报》馆首遭袭击；7月22日晚，《中美日报》和《大晚报》遭袭击。《申报》曾连续4次被炸，《大美晚报》的印刷所和《大晚报》的排字房曾被暴徒捣毁。为了防卫，许多报馆只好在门前堆起沙袋，拉上铁丝网，装上铁栅门。《申报》等报馆还自费雇请租界巡捕作门卫，编辑、记者等主要工作人员住进报馆，以防不测。

在疯狂袭击报馆的同时，日伪特务还一次又一次地残暴杀害爱国报人，先后被暗杀的有《大美晚报》中文版副刊编辑朱惺公、《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广告部主任李骏英等。此外，《译报》主笔钱纳水、编辑唐焕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等曾被日伪特务绑架，《申报》编辑瞿绍伊、《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等遭枪击，所幸未遇难。

1940年7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中华日报》等汉奸报纸上公布了一份“通缉”名单，被“通缉”的83人中有43人是报界人士，仅申报馆馆工作人员就有经理马荫良、编辑伍特公、胡仲持等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