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璇，陈凤国，赵国平
⊙编辑：一墨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源于观察，中医学对脏腑的认识自然也不例外。人体解剖学是一切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离不开人体解剖学。然而，现今人们一提到解剖，总是将其与西医学联系在一起。现代医学界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西医的器官概念有解剖学作为基础，而中医的脏腑及功能则缺乏现代解剖学的支持。通读中医古代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最早也是起源于解剖，且它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认识和描述，则遥遥领先于其他医学体系。但由于受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坏人的身体实属有违天理，加之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医逐渐由脏腑的形态学研究转向其脏腑功能的研究。
笔者尝试按照各朝代的历史发展顺序，对中国古代涉及人体解剖学知识的著作进行整理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医学在人体解剖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进而正确地认识中医的起源与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更是古代人类种植农业学、天文学及医学的发源地之一。从远古时代起，狩猎就是古代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那时即会宰杀或解剖动物。而且在封建时期，祭祀是一件十分神圣和必须的事情，这其中动物和奴隶、战俘的肌肉和内脏则是最重要的祭品，可见，古人对于解剖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1899年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使许多专家学者认识到：甲骨文的创造，是中国远古时期对人体进行解剖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中医解剖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能为探索我国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释心》中记载了心字在甲骨文中六种不同的写法，这六个心字都是当时造字者通过对奴隶和战俘的尸体进行解剖，将心脏从胸腔中取出仿照描绘而成的，并在其中描绘出心内瓣膜，以及心脏的四条大血管，其形状与实体心脏的外形十分接近。这几个心字之所以有不同的形态，那是由于造字者所观察的位置不同造成的。根据甲骨文的研究与发现，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解剖的起源追溯到殷商时期。
早在《灵枢·经水》中就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本篇提出了“解剖”的概念，这是解剖在中医经典中最早的出处。《内经》认为，我们对人体结构的了解有两种方法，对外是通过度量切循而得知，对内则是通过解剖来观察。《灵枢·肠胃》记载：“唇至齿，长九分，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二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传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尺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这里描述的消化道各个器官的大小和数字与现代解剖学的描述基本一致，若不是经过解剖观察，很难做到如此精确。这一条文完美地诠释了我国古代解剖技术以及对脏腑描述的准确程度。同时期，除了《内经》外，《难经》同样对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补充了《内经》的不足，增加了对五脏以及喉咙、胆、膀胱、肛门的形态和重量的描述。如《难经·四十二难》指出：“肝重二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肺重三斤三两，凡八叶。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这里对五脏重量的描述，对心脏四个心腔和主动脉口、肺动脉口、上下腔静脉口的描绘，以及对肾是成对器官的描述，都与现代解剖学大致相符。又如《难经·四十四难》中提出：“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将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门户分为七冲门，以今天的眼光来考察这些描述依然是比较准确的，而且七冲门的大部分名称在现代解剖学中依然被沿用着。由此可见，《难经》时期我国解剖技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与同时期其他医学体系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言：“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这里对上古医人“割皮解肌”的手术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即先割皮解肌（剖开皮肤肌肉），然后诀脉结筋（结扎血管和处理韧带），最后则是揲荒爪幕（拉开胸腔膜和腹膜），与现代外科手术的程序基本吻合，可以推断出若没有一定的解剖经验是无法做出如此详尽的陈述的，说明在汉代以前中国的解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汉书·王莽传》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病。”可见，虽然解剖在中国古代不被律法所支持，却不曾停止过。《后汉书》记载：“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在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胃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中平复矣。”这里对手术指征、术中变通及术后处理都有所交待，并与现代手术过程基本一致，足以说明当时的解剖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南史·顾顗之传》中记载：“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剑腹，五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藏刑，子不孝父母，子弃市。并非科例。”此事例虽以赐妻及子获罪为终结，但可以看出当时解剖的概念已被大多数民众所知晓。隋·巢元方在其《诸病源候论》中首载肠吻合术，即“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肠但出不断者，当作大麦粥，取其汁持洗肠，以水渍内之。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食耳。”这段话对术后处理、预后、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都做了具体的交待，这样科学的处理方法足以显示出当时我国解剖技术的发展水平。五代时期烟萝子所作的《内镜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是现代解剖图谱的蓝本，其内容包括《首部图》《朝真图》《内镜左侧之图》《内镜右侧之图》《内镜正面之图》《内镜背面之图》六部分。其内容是根据《内经》的脏腑学说及道家的“内景学说”来绘制的，其所绘器官大多与现代解剖学内容相吻合，是第一个尝试将人体内脏解剖知识用图画形式表达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开创了后世绘制解剖图的先河。宋代庆历年间成书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当时宜州推官吴简组织画工宋景对被朝廷处死的欧希范等56具尸体进行解剖，并根据其所观察到的脏腑位置绘制成图的。它所记载的“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各脏器的解剖位置和形态与现代解剖知识基本一致。崇宁年间，杨介根据泗州死囚的尸体解剖所整理的《存真图》，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他的心气图描绘了右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等，无不显示出我国古代解剖的成就，可惜其与《欧希范五脏图》皆已亡佚。宋慈的《洗冤录》中亦有不少关于人体解剖方面的记载。元代·滑寿的《十四经发挥》指出：“肝之为脏……其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着脊之第九椎。心形如未敷莲花，居肺下膈上，附着于脊之第五椎。脾……掩乎太仓，附着于脊之第十一椎……”更加形象、细致地描述了五脏的形态和位置。明代《赤水玄珠》引用何一阳传说：“余先年精力强盛，时以医从师征南，历剖贼腹，考验脏腑。”表明到明代各医家通过解剖验证脏腑的事情已成平常。明·李中梓的《医宗必读·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涵盖了《新改正内景脏腑图》和其他的脏腑解剖图，指出：“肝居膈下，上着脊之九椎下。心象尖圆，形如莲蕊。心外有赤黄裹脂，是为心包络。”这里对肝的位置、心的外形及心外组织的描述，比《内经》、《难经》的描述更加精确，说明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认识在不断进步。明·赵献可的《医贯·玄元肤论·内经十二官论》记载：“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咽系柔空，下接胃本……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脘，遂呛而咳矣。”不仅描述了咽喉、会厌、食道、呼吸道的位置以及结构，还强调了咽喉与食管、呼吸道相通，食管与呼吸道二道并列而不相通，是对前人理论成果的进一步补充。明·张景岳的《周身骨部名目》详细计量了人体全身的骨度分寸，为我国中医理论及针灸推拿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度量资料。清代对解剖学的研究首推王清任，其历时40年，通过观察死于瘟疫、战乱以及死囚的尸体而成的《医林改错》，对人体解剖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新的解剖结构，如通过观察证明肺为两叶，否定了《内经》的肺为“六叶两耳”的说法。其描述的“肺管下分两杈，入肺两叶，每杈分九中杈，每中杈分九小杈，每小杈长数小枝，枝之尽头处并无孔窍，其形仿佛麒麟菜。”将肺泡称为麒麟菜，并对肺脏、气管进行深入的解剖，进而发现了肺内支气管的解剖形态及走行，修正了前人认识的一些错误，是中国古代解剖学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此外，吴谦等人编撰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也记载了大量的解剖学史实，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及补充。如根据《内经》中“膀胱当十九椎，居肾下，大肠之前，有下口，无上口。”将其对膀胱的描述注释为“下联前阴，溺之所出”，进一步完善了对膀胱解剖形态、位置及功能的认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受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制度的制约，是中国解剖学发展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中医理论遵循的“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有关，这是古代医家在漫长的探索中发现的另外一条有利于中医理论发展的途径，即《内经》所奠定的“取类比象”和“由表知里”的方法论。中医学整体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基础理论，使中医对解剖学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既然中医对解剖学的需要减少了，那么解剖学的发展就显得无足轻重，自然而然地逐渐衰落了。且不得不承认，古代医家具有较强的保守意识，奉行“述而不作”的理念，他们的解剖活动大多是为了验证前人的理论成果，一达目的即终止研究。此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重“道”轻“器”，认为技术活动是一般匠人的工作，往往忽视甚至轻视实际操作，这使得古代医家对解剖产生了回避的心理。此外，各医家之间的门户之见也是古代解剖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满和保守思想也是影响古代人体解剖学发展的因素。当然，中国古代解剖学衰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可能一言以概之，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两个原因，即社会发展的限制和自身需求不足。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11月第39卷第6期，由传承发展平台（TCMISS2014）编校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