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框架

现在的研究者将意识形态比喻为我们脑中嵌着的一幅幅不同的地图，是这些地图给我们描绘出事物的位置和意义，缺少这样的地图，我们在世界中就失去了方向感。这就是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功能：赋予意义。我们不可能丢掉意识形态来看待周围的政治和社会事物，因为没有意识形态，这些事物对于我们就没有意义。人们不是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来审视世界，而是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人们透过一层由内置的信仰、观念和假设织就的景象来看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这样的功能为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设定了目标，也设定他们追求目标的方式。

（二）政治认同和整合

意识形态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身份或认同，使得个人对自己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认识；同时，意识形态也通过为每一个人提供相似或相同的理解、信仰、价值和意义，使个人和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联系或认同，从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被整合到一起的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就如同一种黏合剂，有一套信仰将不同的个人和黏合为一个群体，甚至黏合成整个社会。历史上不同的意识形态总是和不同的阶级、阶层相对应，如自由主义和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保守主义和地主阶级或贵族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信仰体系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有助于培养出一种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团结力。

（三）提供合法性

对于政治体系来说，意识形态还有提供合法性和塑造政治体系的功能。世界上的政治体系如此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这些政治体系都建立在某种信仰体系也就是意识形态之上，这些信仰体系使得统治成为合法的，合理的。如绝对王权政治体系建立在君权神授这种观念之上，而王权神授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一套宗教信仰之中。当宗教生活和宗教教义发生了变化，王权神授的观念才被削弱，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发生。

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信仰、观念和价值，既可以在一个社会中自然地发展起来，也可以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强制性地灌输到个人意识之中，以制造政治服从和控制。这两种途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和统治精英都总是在有意地向被统治者灌输有利于他们统治的信仰，而删除、压抑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观念，以达到消除反抗的意图。这种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和政治的手法，比直接的暴力控制更为有效。

 

（四）政治动员

    意识形态是一部强大的无形机器，可以为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提供威力无穷的动力，驱使人们全力以赴地达成政治目标，这一点在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所有的革命爆发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以文字宣传、口头辩论、演讲、游行等形式进行的政治动员，将观念、价值和信念渗透到普通群众之中，为他们所接受，驱使他们去参与行动。进入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在战争中的动员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与统治权的结合过程。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出现之后，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真正体现出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为了推翻封建阶级获得政权，将自己的意识、思想说成是社会的普遍意识、思想，以此来吸引其他社会公众。

以上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政治化固然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劲的政治功能，但极端的政治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

（1）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

（2）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体社会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3）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体系，与社会存在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甚至沦为少数人或集团的工具；

（4）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受到压制，形成全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边缘结构；

（5）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与厌恶，旧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方式难以完成其功能，结果是社会公众认识的纷乱与信仰体系的涣散。

（五）经济功能

马克思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基督教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强调以及儒教对东方经济阻碍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肯定。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者中，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对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诺斯试图将意识形态纳入制度变迁的模型中。他认为，一套能够促进制度变迁成功、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识形态，必然能够提供一个全面的世界观点，必然在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转变时足够灵活。对他来说，全面性和灵活性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推动的前提条件。

1．保护团体内部团结和稳定性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作为某个团体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是团体成员共有的。因为它是团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团体成员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

2．论证团体集体行动的合理性

在经济生活中，任何团体采取的集体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是受其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支配的。意识形态的论证功能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对团体成员来说，使之确信采取与集体一致的步骤和做法是合理的、正义的、应该的，由此实现团体内部成员间的团结协作；另一方面，对其他团体以至整个社会来说，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特定团体的行为披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外衣，证明其行动的目标和方法的合理性，减少其他团体的抵触和敌对，尽量争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3．动员团体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

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功能已经被许多人论证过，并且在诸多历史事例中得到证明，其政治动员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激发起所有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团体成员来说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

意识形态的动员功能通常是靠团体中少数优秀分子和领导人物完成的。因为他们通常能够识别团体所处的环境和潜在危险，认识到团体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目标，所以他们更清楚团体的利益所在和利益增长与维护的方式。

4．约束团体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

这个功能是诺斯反复强调的，也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诺斯认为，新古典主义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虽然简便易用，但是忽视了“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肯定存在某个人借机占便宜的投机行为），因此不能严密地解释现实世界。因此，诺斯提出要用意识形态理论来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所有人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信念。无论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它都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

5．规范团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利益取向的团体。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或者是相互宽容、合作，或者是彼此对立排斥。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形成，除开其他原因，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工具，每个团体的意识形态都有一套符合本团体利益的信念与价值。由于各自利益取向的不同，势必造成各团体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着基于利益取向的团体间关系。但意识形态的规范功能不是最终决定性的，只是一种观念力量发挥着对物质力量的反作用。

 

作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需要合理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有利的“非正规性”规范。但是，意识形态变革的滞后带来了意识形态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间差。时差的存在使得变革滞后的意识形态常常成为束缚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这体现为下列几方面：

1）压制创新

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创新的实现意味着旧的制度、组织方式以及为这些物质存在辩护的旧的意识形态的被打破。这必定招来留恋传统、深信祖宗遗产万古不灭的团体成员的激烈反对。而旧的意识形态则是反对变革所凭借的强大思想工具。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迫害即是压制创新的典型例子。

2）破坏正在变革团体存在的合法性

论证团体存在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但随着团体内部变革的进行由于时间差的存在，使得原有的意识形态与正在出现的团体新结构、新功能不能吻合，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全面完成合法化的功能。它的存在只是证明被改革的事物的合法性，否定正在出现的新兴制度结构与组织。

3）造成团体成员的分裂，阻挠集体行动的进行

意识形态变革的停滞会造成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样会使在原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出现裂痕。希望保存既得利益的团体成员会求助于原有的意识形态作为证明自身合法的工具；而那些主张打破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希望通过变革实现收益增长的团体成员则会构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来否定和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结果是，团体成员为了各自的利益，或者顽固坚持既有意识形态不放，或者对原有意识形态大力鞭笞，意识形态的斗争破坏了团体内部团结和集体行动的顺利进行。

4）助长“搭便车”现象的增加。

   “搭便车”现象的出现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约束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和占“便宜”的行为。一套全面稳固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能够较成功地实现这种功能。但是，一旦意识形态变革出现滞后，就会造成原来统一的意识形态出现分裂，作为一套解释和认知工具难以自圆其说，失去其强有力的约束。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可以借意识形态内部分裂和约束乏力的机会，在集体行动中大肆投机。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助长了（3）是现象的恶化，同时也可能使一些投机成员实现收益的非正常积累，攫取团体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