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人民共和国方案？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张澜当选为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2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主要是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他们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1、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因此它们自身是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②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我们知道，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2、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并采取种种排斥和镇压措施。比如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3、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种种排斥和镇压，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充分团结和合作的政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五、人民政协与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1、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说，“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2、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变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