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了哪些努力？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伴随着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共而言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战后的政治形势。

1.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新变化

在国际上，一是帝国主义遭到严重的削弱。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日、意这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他们的人员和物资在他们自己发动的战争中受到惨重的损失；战胜的英国和法国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战后实际上已降为“二等”国家，只有美国，不仅因本土远离战场而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大法了一笔战争横财，成了这场战争中的“暴发户”。二是社会主义有了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苏联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得到了巩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在欧洲的东部、中南部和亚洲的东部、东南部，出现了一系列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冲破一国的范围在更大的地区赢得了胜利。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在土地面积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在蓬勃兴起，许多原先的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殖民主义的束缚而争得政治上的独立。四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及其政治影响进一步增长，工人运动由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反动势力再也难以集中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了。

在国内，经过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其中巩固的根据地由5000万人口，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团结，影响力不断扩大，战斗力明显提高，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19块解放区约占全国总面积、总人口的各四分之一。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后期已经掀起一个爱国民主运动，战后，要和平民主，反独裁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时候对于中国人民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历史要求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正如毛泽东在七大中所说的“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险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成了美苏两大强国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国际斗争新格局, 受这种斗争和妥协制约的美苏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制定对华政策，严重影响中国政局。 

苏联政府战后是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他们一方面谋求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权益,保证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要求中共适应美苏妥协的需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国内妥协。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的支持,承认苏联在华的权益,苏联领导人公开宣布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和促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政策。8月下旬,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交出军队并参加蒋介石政府,电文中说到:“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苏联对华政策的确定,当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取得在华权益；二是过低估计中共力量,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怕因支持中国革命而导致苏、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从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控制中国，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又是苏联的邻国,控制了中国既可以遏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又可以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控制了亚洲,进而集中力量争夺欧洲,从而达到独霸世界的阴谋。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的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对美国友好的、并且能够有效地阻止苏联在远东可能侵略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为了上述目的，美国决策者曾经考虑过“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追述说：中国“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想以武力把美国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从理论上看来和回顾起来，虽然都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它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 ，达到不战而消灭中共,由美国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其效果却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

在国内，一方面民族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但另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将中国引向何处去？即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现状，还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指出：“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就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在这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各阶级、各党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方针和建国主张，并为此而积极开展活动。

2、三党派的建国主张

早在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就公开说过，不仅共产主义，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这种民主政治“效能迟钝”，在一个缺少民主主义长期演进之历史的国家实行起来，还会引起社会的“纷乱”。因此，他主张，为“领导素无政治(训练)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行”，而“统治最有效能者”正是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开始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大”提出了两个口号，“还军于国”，“还政于民”。所谓“还军于国”，就是让共产党把人民军队交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谓“还政于民”就是经过由国民党于1936年以非法手段产生的代表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一部以国民党在1936年一手炮制的“五五宪草”为基础的“宪法”，把政权从国民党的左手“还”给国民党的右手。其目的，都是为了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并且下定决心，当这种政治欺骗手段不能奏效时，即发动全国性的内战，以便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就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关于中共问题的特别报告》中强调：“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与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之优势环境。”为了在对中共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集团即决心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因此，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应当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一项具体纲领，我们主张“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待条件成熟时，“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这就是说，考虑到战后新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历史关系，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当然，与此同时，它也考虑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力量的敌对态度，因而决心不放松做好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准备。而无论采取何种斗争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这就是关于“战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两种基本的、同时也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但是，除了这两种答案之外，还有第三种答案。这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较密切联系的某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鼓吹的“中间路线”。他们“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中间路线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和发展，且须保护农工大众以及一切被雇佣者的利益，提高其购买力和生活水准。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 “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及十条具体主张。民盟认为,中国“今日依然是一党独裁的统治”,“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还没有民主”；“今日依然是一个没有彻底统一的国家”,“内战的危机仍未彻底消除。”因此“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是民主”,主张召集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政治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党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民盟的主张反映了中间势力的要求。这些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民主党派,在反对内战独裁、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的政治实践上,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同盟,成为战后时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辛亥革命的流产已经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有人甚至主张“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企图在这种左右开弓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对于这种主张，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这种鼓吹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三大主张评析：

国民党的主张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民主党派的主张不可行（经济、政治基础）；只有共产党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也是可行的。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无党派人士9人。就比例看,国、共两党之外的人士占23人,超过60%的比例。政治协商会议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民主与团结的新气象。在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当天,张群和周恩来又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其政治取向可概括为:调和国、共,兼容美、苏。

如何看待中间势力的政治取向,是对其评价的关键,也是时人与后人关于中间势力争论最多的焦点。

在对待国、共问题上,中间势力首先强调独立性,不偏不倚,力图通过打造强大的中间势力,调和势如水火的国、共两方,引导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在调和国、共两党的同时,对两党亦都有批评,只是因为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中间势力感受到的压迫更为直接,而争取和平民主又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实际上,中间势力周旋于国、共双方之间,受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根本无法保持完全的中立。

在对外关系上,中间势力主张对美、苏两强采取等距离外交,不与任何一方结盟。“民盟绝无反美或反苏意思,反之,非常需要美苏作朋友；但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绝对不愿外国军队驻在中国。现在我们讲的是美军退出中国,并没有讲过美国退出中国。民盟不反对美国援华,但须在不参加中国内战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下援助,否则美国应负其责任”这一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别是在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面前也只能是空有主张而已。

在政治路线上,中间势力盲目认为:“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所以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实际上,他们代表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把自身置于人民群众之上,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在政治实践上,中间势力过高估计知识或理性的作用,重视“理论是非之争”,轻视“力量强弱之争”。内战爆发后,中间势力看不清内战爆发的实质是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却天真地认为内战的根源在于理性的丧失,呼吁用理性制止内战,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政治改革。他们没有武装,反对党派建立武装,并声称他们决不建立武装,要靠 “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

显然,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和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从理论到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美、英等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能够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合理嫁接,无异于空想。至于实践,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来争取自身的地位,乃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看似是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其实参与调和国、共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再有,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而且,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其它任何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对于当时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力。

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以实现宪政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民主,是中国摆脱外族欺凌,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根本保障。而在战后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民党一党专政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中间势力对民主的追求,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相和谐,令国民党当局懊恼,为进步人士激赏,从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民主力量,迫使国民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打开了中国由一党专政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门户。虽然国民党为维护一党利益和既得政权,推翻了政协决议,但政协模式已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及多党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则是政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3、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国是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建国的愿望之后，同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自卫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限制、削弱直至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蒋介石采取了发动战争和进行谈判的两手策略。他在后来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战后，他准备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道路”；或者“放手动员作战”，即“动员戡乱”。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其取一，足以解决中共问题”。在这个反革命的两手中，武的即发动战争的一手是主要的。他虽然也侈谈“和平”，但他知道共产党不会上他的圈套，在他坚持独裁统治的条件下“放弃武装”。因此，他的基本选择，还是走战争的道路。他说，进行政治协商，只能“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 和平谈判、政治协商，“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

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一是以此敷衍国内外舆论，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中共。

中国人民在历经战争的沧桑之后迫切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这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因为中共冷静分析了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战后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出现了三种抑制内战,促进民主实施的重要因素:第一是中国国内人民民主力量,对内战独裁的限制,第二是国际主要大国对中国内战独裁的限制,第三是蒋介石国民党自身的局限,发动内战,还存在困难。中共认为自己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去力争和平局面的出现。

还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表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其恢复。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1945午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摆出一副和平姿态,蒋介石的目的是:第一,挟美苏支持之势,通过谈判,迫使共产党让步；第二,如毛泽东不来重庆,或谈判不成,就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第三,利用和谈作掩护,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尽管当时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但是中共认为,国际国内的因素,有可能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因此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第一,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应争取用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以真和平对假和平,揭露蒋介石“真内战独裁,假和平民主”的面目,藉以教育人民；第三,推迟内战爆发时间,有利于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在谈判中, “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和策略,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经过长达40余天的艰苦谈判,国、共两党于10月10日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4、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主张和平建国的，所以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还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说，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代价，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才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而它这样做仍然是试图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

  相反，由于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它“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党徒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尽管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将近一年的和平的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