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中国革命新道路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要清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其给革命带来的严重破坏作用。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分析“左”倾错误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要清楚广大党员和红军战争不忘初心、顽强奋斗的主流，认识到党通过自身力量召开了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历时最长、危害最大。

2.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1932年底，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2）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二）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